杨炼：诗是精美与深度的交响

□本报记者 钱欢青

“死亡那不变的重量／落入鳄鱼的眼睛／你安详目睹自己被吞噬／伸手不见五指／才听清万物用冷血活着／一个字已写完世界”。

在演讲的间隙，杨炼朗诵起自己的诗，声音饱满、有力，一种沧桑的深情。真是久违的场景，白衬衣、黑皮鞋，外面却套一件深色的中式外衣，长发及肩，神情洒脱，这位享誉世界的当代著名诗人，人如其诗，“像麦克迪尔米德遇见了里尔克，还有一把出鞘的武士刀”！

做先锋易做“后锋”难

这是12月18日的下午，山东文学馆大讲堂的首讲现场，诺大的会场座无虚席，杨炼款款而谈，起首说的，却是“还乡之旅”，“我的身上流淌着四分之一的山东血统，因为我的爷爷，是山东诸城人”。

但杨炼的出生地却是瑞士。1949年，父亲出任瑞士外交官，1955年，杨炼出生。6岁回到北京的杨炼，高中毕业后在北京昌平县插队，之后开始写诗，成为朦胧诗的代表人物。1983年，杨炼以长诗《诺日朗》轰动诗坛，作品遂被介绍到海外。1987年，被中国读者推选为“十大诗人”之一。

朦胧诗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先锋”，但时隔多年回望，杨炼更为关注的，却是自己创造了另一个词——“后锋”，“朦胧诗的先锋意义在于，它清理了被‘文革’长期污染的口号式语言，让语言重新具备了承载诗歌的能力，在一个没有自己的语言也没有自己的感觉的时代，朦胧诗终于让诗人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觉。”但杨炼认为，我们不能“把起点变成终点”，对诗本身而言，朦胧诗在形式和深度上还是远远不够的，譬如行走旷野，我们很容易就留下一行脚印，并被目为先锋，但对中国的诗人、作家而言，“难度恰恰不在是否能留下第一行脚印，而在于是否能走得更远，在于经过长时间的人生沧桑，是否还有后劲、耐力，是否还有时刻对创作发问的能量和势头。因此我发明了‘后锋’这个词，我认为‘后锋’比‘先锋’重要。”

在杨炼，对诗的反省与自觉很早就已开始，《诺日朗》轰动诗坛的同时，也遭遇了批判，1984年，杨炼因此进入沉寂的一年，但沉寂却酝酿着爆发，从1985年开始，整整五年，杨炼创作了一部长诗，“这部长诗的根基是易经，它的树根扎在文化史的源头，枝叶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诗写完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标题，整整两周时间为之苦恼，有一天突然灵光一现，决定为这诗造一个字，这个字由一个人和一个日连接，读作‘一’，那是人心内在和世界外在的合一，也是人与语言相遇的最初一刹那。”

将古典诗的美学基因转化为当下的创作

1988年，应澳大利亚文学艺术委员会邀请，杨炼前往澳洲访问半年，他的世界性写作生涯，也由此开启。访澳期间，参加完一系列诗歌活动之后，还剩下两个月时间，杨炼和朋友一起买了一顶帐篷，坐着长途公交车，开启了环澳之旅，“虽然赴澳之前发狠今年不再写诗，但旅途之中，依然有零零星星的句子从脑子里跳出来，我就用笔记在本子上，奇怪的是，这些句子仿佛自己在找自己的存在形式，它们最终稳固成了三行一节、两节一首的形式。六行一首的短诗，让每个字都变得很重要。”

“技痒”之下，杨炼以六句一首的形式写下了三十首《面具》，“旅行到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我们去看一个鳄鱼公园，隔着铁栅栏，鳄鱼张着血盆大口朝我们扑来，牙根处血迹斑斑，令人震惊不已。于是又写了三十首《鳄鱼》。”

本文开头所引之诗，正是《鳄鱼》系列的第三十首。对于杨炼的众多辉煌长诗而言，人们也许会忽视《鳄鱼》这样的六行短诗，但杨炼以为其意义重大，“在一次朗诵会上，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听众就提问，说你的这种六句一首的诗歌形式，是不是受到了易经六爻的影响。电光火石间，我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和易经的久久缠斗，早已化为我的潜意识，六爻层层递进的语言空间，潜意识里成了我的诗歌形式，这是诗歌的形式找到了我，是从我的身体里挤出来的第一部作品。”

杨炼因此坚定地认为，对一个诗人而言，拥有“音乐性的自觉意识”特别重要，诗人必须要有一种形式的自觉，“只靠炫目的题材吸引人只能证明诗歌的贫乏，贩卖意识形态、呈现土特产式的民俗绝不是诗歌的核心，诗歌的核心，是要盯准语言本身，诗歌是建立在语言的音乐性上、用来表达不同层次的人生经验的文学形式。”

如此，杨炼认为，任何一个当代诗人都必须面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辉煌传统，“从四言诗经、五言汉乐府，到唐代的绝句和律诗，诗在形式上和汉字的语言学特性已经达到了完美的融合。而从‘五四’之后开始，尤其是‘文革’中对古典的批判，让这种传统出现断裂，因而古典诗的完美对当代诗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对当代诗人而言，如何将古典诗的美学基因转化为当下的创作，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独立思考为体古今中外为用

多年的海外漂流，让杨炼愈发体会到古典诗的美学魅力，“杜甫那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编《唐诗三百首》的蘅塘退士说这两句十四个字有十层意思，细细品味，真是如此。领略到这种魅力，古典诗的音乐能量和审美判断就会审视我写下的每一个句子。”

不仅仅是古典诗的传统，对当代诗人而言，古今中外的传统都“塌陷”到诗人身上，而统一的标准已经失去，“杜甫那个时代，你写了一首诗，别人迅速点赞或批评，因为他们有相同的审美，他们在踢同一场球，遵循着同一个规则。如今足球场已经没有了。诗人必须自己创造一个足球场，遵循自己的规则，并且赋予诗以完成度。概而言之，必须以独立思考为体，以古今中外为用。诗必须是独创的精美与深度的交响。”

杨炼以为，在当下全球化的语境下，不同文化已经不是近与远的问题，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在价值混乱、精神真空的全球化时代，面对自私的急功近利的泡沫化人类，文学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因此文学必须不放弃根植于自己文化的深度，不放弃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在和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交流中，杨炼再次确认，在面对一个文化内部的复杂性和外部给予的简单化认知面前，诗人必须以极具思想性和审美性的创作提供积极的文化转型案例。

继长诗和组诗《大海停止之处》《同心圆》之后，从2005年开始，历时近五年，杨炼又创作完成了在思想上和诗学上堪称集大成之作的自传体长诗《叙事诗》。和以前的作品相比，《叙事诗》的难度在于最具独创性的诗，又必须经受最普遍的公共历史经验的检验。叙一人一家之事，而穿透这个“命运之点”，涵括二十世纪中国复杂的现实、文化，以至文学沧桑，概括成两句话就是——“大历史如何纠结个人命运；个人内心又如何构成历史的深度”。“当每个人都是历史的隐喻，这首‘诗’指向的，就是‘叙’人类根本处境之‘事’”。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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