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敦愿：中国美术考古拓荒者

□本报记者 钱欢青

6月24日，“刘敦愿百年诞辰纪念暨考古学术研讨会”在山大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等40余家科研机构的150余名学者参加研讨会。同日上午，“所立卓尔，瞻之在前”——刘敦愿百年诞辰纪念特展也在山大博物馆开幕。

一个隆重的展览，一场盛大的研讨会，都是为了纪念刘敦愿先生——这位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奠基人，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美术史学家，中国美术考古的拓荒者。

从西洋绘画到考古学

1918年6月24日，刘敦愿出生于湖北汉阳一户书香世家。曾祖刘传莹为晚清举人、国子监翰林学正、经学家，入传于《清史稿》，与曾国藩同朝为臣，百年之后曾国藩为其作墓志铭。刘敦愿父亲刘人劭，是民国时期铁路高级职员。

在为自己的文集《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所写的序言中，刘敦愿自陈，“我从小就喜欢绘画，中学时代也多少有些美术史方面的知识，少年无知因而也就自命不凡，幻想将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1939年，刘敦愿在昆明考入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西洋画。曾留学法国的秦宣夫教授那时候教他们素描，“先生知识渊博，为人热情，常常以亲身经历与体验配合教学讲授，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教学内容生动丰富而又见解深刻，我特别受到教益，从古代艺术的角度接触到考古学知识，可以说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在国立艺专学习了两年之后，刘敦愿逐渐发现自己的气质与禀赋，并不适宜做一个艺术家，“缺乏炽热的创作感情与那种‘解衣盘礴\’物我两忘的执著追求的精神，倒是喜欢读点书，冷静地思考些问题。”当时刘敦愿的兴趣还在西方美术史，但国难深重，没有条件研究西方美术史，他就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国美术史，“当时的大后方，吉金图录还可以看到一些，四川地区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也常有出土，研究或者可以简便易行，而且可以及早动手。然而当时各高等院校为了避免敌机的轰炸，大多疏散在乡间，图书资料难得之外，校际间的往来也极其不便，缺乏学习、交流与请教的任何可能，只好怀着无限的惆怅，在黑暗中独自摸索了。”

国立艺专几经搬迁，最后定居于四川巴县的磐溪，这里与中央大学所在的沙坪坝隔嘉陵江相对，刘敦愿终于有机会过江旁听中央大学历史系的古代史课程。他集中旁听了丁山教授的《商周史》和《史学名著选读》，开始了对历史学的学习。丁山先生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与古史家，刘敦愿登门拜访，自此渐入毕生挚爱考古学殿堂，“他教导我要老老实实地读书，要‘读书\’知之，而不要‘翻书\’知之。从先秦典籍读起，一本一本读，一个字不落地读，因为一个字就是一个问题……当然丁先生也不是教我走‘读经\’的老路，根据他的治学经验，读书与资料工作之外，还要选择集中传统的与现代的科学，与古史研究有关的，依次一一专攻，多一门学问就多一把开门的钥匙，这样，学问也就能够成其博大精深了。”

筚路蓝缕，创立山大考古专业

1944年从国立艺专毕业后，刘敦愿曾在四川省图书馆工作，还担任过小学教员。1947年，经丁山先生举荐、蒙文通先生资助，刘敦愿至山东大学任教。这是刘敦愿一生重要的转折，自此他便将一生献给了山东大学。

也是在1947年，刘敦愿在四川与世交之家的才女张敏君喜结连理。婚后夫妻二人恩爱有加，1958年，刘敦愿从诸城考察归来，将自己初生的幼子名之以“陶”，来庆祝自己的考古新收获，也寄托他对考古事业的无限期待与热爱。

刘敦愿最先进到中文系，1953年5月转入历史系任教，随即赴洛阳参加烧沟汉墓的发掘，从此开始考古学的调查与研究。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他先后调查了日照、五连、即墨、临沂等多处早期遗址，同时发表了有关山东龙山文化等重要论文。“文革”开始后的几年，刘敦愿被迫中断工作，家庭也受到了冲击。但他仍利用一切时间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积累了不少资料。1972年，刘敦愿在山东大学创立考古专业。在师资、教学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组织教学力量、规划专业课程，为学科开基立业做出重大贡献。出于考古专业长期研究和教学发展的需要，刘敦愿十分重视专业资料室、文物陈列室的建设，并得到了沈从文等学者的大力协助。

6月24日，刘敦愿百年诞辰纪念特展展厅，上午11时的开幕式结束之后，一整个下午，都有刘敦愿曾经的学生前来参观，他们评品先生的雕像，在先生与78级毕业班的合影中寻找自己和同学的身影。在学生们的记忆里，除了严谨的学问，刘敦愿还给他们带来了生活上的照顾与陪伴，他常节俭家用以救济贫困学子。在山大读书期间，与刘先生一起洗刷陶片、讨论学问，在先生家里吃饭聊天仍是不少学生的美好回忆。学生闫光星入学的时候，刘敦愿已经70岁，老师上课的风采依然深刻地留在他的记忆里：“他就那么坐在讲台边的椅子上，潇洒地叠着二郞腿，抽着烟卷，没有讲稿，娓娓道来，风度翩翩。这些年，我听过很多很多专家教授的讲课，没有谁能像他那样不炫耀、不傲慢、不训饬、不嘲讽、不功利、不辩白、不谄媚、不迂腐、不冷漠地‘布道\’。刘先生在那堂课上的从容儒雅，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成为我评估‘专家\’‘学者\’的标杆。”

构建以青铜艺术为中心的中国古典美术史体系

6月24日下午2点，山大知新楼1006会议室，“刘敦愿百年诞辰纪念暨考古学术研讨会”B组研讨准时开始。刘敦愿先生的学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郑岩首先作报告。1988年，郑岩毕业前找刘敦愿先生合影，先生特意找来一件新衬衣换上。

刘敦愿不仅学术成就颇高，开拓了美术考古领域的新篇章，还培养了包括许宏、方辉等在内大批优秀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当代考古学和美术考古等领域的中流砥柱。郑岩正是刘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郑岩将刘敦愿先生的学术贡献放在了整个中国当代美术史研究的大框架下进行解读：“我读到1945年顾颉刚先生写的《当代中国史学》，里面有一段话其实对认识刘先生很重要。顾颉刚说，美术史是专门之学，非有内行人是不能做的。但是这事情又很难，学美术的人，学的是西洋美术，都是新学，对中国传统的了解不够，另外一批旧派的美术家，历史的观念和研究方法又不够。做美术史必须要有新学的眼光，同时也要有中国文献的功底，这样的人很少，所以在美术史的研究中，我们的成绩很有限。这是顾颉刚1945年说的话，而刘先生那时刚大学毕业。”

刘敦愿正在是这样的背景下，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郑岩认为，“作为一个学油画出身的人，刘先生看到了西方艺术史的根基是在古典艺术，由此开始，他在想，中国有没有一个古典艺术的体系？人们说到古典时期，无非是传说的伏羲作八卦之类。他的理想是全面利用考古材料，建立一个中国古典艺术史的新系统。这个系统的根基其实应该建立在以商周青铜艺术为核心的基础上。中国青铜艺术在世界艺术史中独树一帜，最有个性，但又是最难研究的，现有的美术史研究的概念、理论、方法都很难进入。而刘先生开始要摸索一条路来进入，他实际上是在拿西方古典艺术史作为一个参照系，来建立中国古典艺术史的系统，这是他最崇高的理想。”

刘敦愿先生的儿子刘陶也来到了研讨会现场。别人眼里的学者，是刘陶眼中的父亲——“父亲就没有给过我们零食，也没有时间陪我们玩，顶多被‘逼急了\’，借一辆自行车拿着小铲和篮子，带着我去荒郊野外，像全福庄、甸柳庄、王舍人庄等地寻找他感兴趣的遗址调查，这就是孩子们的春游了。家里遍地都堆放着他和学生们采集而来的陶瓦碎片。每当他们‘凯旋而归\’时，父亲就要动员全家人一起清洗陶片、拼对修复、编号画图。家里就像是一个破旧的废品收购站。”刘陶回忆，“临走的那天晚上，父亲挣扎着抬起头，用尽全身力气，焦虑地向来探望的乔幼梅校长发出了最后的心声：‘现在让我走太可惜了，实在是太可惜了！我还有许多事要做。\’父亲此时对生命的渴望，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未竟的事业，使他不愿意离开这个眷恋的世界。可是天命难违，自然规律不可抵抗。1997年1月15日凌晨，父亲带着不尽的遗憾，终于走完了他平凡而又难忘的一生。”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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