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心系百姓的民瘼情怀

孙业民

苏轼一生在文学艺术上成就卓荦,特别是他那千古绝唱、流芳百世的前后《赤壁赋》及《念奴娇·中秋》等,尤令后来者拊掌钦羡而喟叹莫及,因而常被人们忽略了他远足庙堂,心存魏阙；身在江湖,造福于民的丰功懿德。

“自古雄才多磨难。”苏轼一生,淋漓尽致地印证了这一亘古箴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的一生亦难规避接连数次屡遭妒贤嫉能者的抵毁而被贬谪成为沉冤莫雪、寄人篱下的“蓬蒿人。”正如当时的大画家李公麟为他画像的题诗所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第一次遭贬,适值宰相王安石变法。苏轼不顾王安石的权倾当朝,始终坚守以民为本,为民而呼,却因与安石变法的主张相左,被贬至杭州做了通判。他在杭州任职时,力排朝廷和浙江邻省众多官员的相悖意见,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只身投入了救济劳苦大众工作。酷爱诗词的一代文豪,竟在近两年时间无暇研墨笔耕。他所出任的杭州,地处钱塘江口,因辐辏云集,多有疾疫流行。为了医治疾疫,预防传染,他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疲于奔命,四处探寻有效药方。一旦验证药方确有疗效,且又价格便宜,即刻以“官方”公布于众,并从公款拨出千缗,加之自捐黄金五十两,专门开设了一家公立医院,三年内救治千余名重疾病人。不宁唯是,最让他牵挂于心的,还是杭州居民的饮用净水和城内两条运河的清淤、净化环境问题。当时的杭州,有两条四、五里长,南北走向的运河横穿城区,在闸口直接与钱塘江相连,两水在此汇合,致使运河多积泥沙,每隔几年就须清淤疏浚一次,既耗资大又妨碍漕运和影响市容。面对此情,苏轼带领相关人才进行多次实地考察之后,拟定了治理运河的可行性方案:一是在钱塘江的南部建一水闸,海水涨潮时,关闭水闸,潮落时再开闸放水。与此同时,还将潮落的海水引入人口稀少的城东效区的茅山运河,以减少海水涌入城内运河的泥沙。二是为了保持城内运河的水位,他又组织人力在城北的余杭门外,开凿了一条新运河,并与城中的西湖相通,不仅使水供给不虞匮乏,而且还锐减了城内笕桥河疏浚所带来的耗资与麻烦。三是为了解决城内军民用水问题,继新运河工程竣工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在城南新挖了两个水库,并用坚实的胶泥锻烧而成的陶瓷管取代了原先曾用的竹管,使之与散布于城区的六个大小水库紧密相连,使净水源源不竭地提供军民饮用。四是该工程告竣之后,为了优化环境,造福于民,矜奇立异地组调数千劳工和船夫,投入了对美景西湖的改造与整治。苏轼独具匠心的把西湖淤泥筑成一条二里之遥的湖上直堤,即被后人称为的“苏堤”,除供人步行之外,更为西湖倍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成为闻名于世的游览景点。该工程历时四个月,耗资三万四千贯。

苏杭地区因阴雨连绵经常酿成水灾,救助众民于危困,既是当务之急,亦是苏轼的民生情怀的久蓄梦念。可惜的是,正当他招集近邻各地同僚会商解危之法时,却带着满腹的牵挂与遗憾,不得不奉命调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怫然而去了。

苏轼二次遭贬所去的密州,是个只长麻枣桑树的贫穷之域,旱灾蝗灾日甚,百姓困苦。不忘初心、情系庶民的他上任之后,立即开仓放粮,赈灾拯民,他不仅热泪盈眶地倾囊出资掩埋了无主尸体,还将三、四十个饥饿弃儿,月供六斗米,抚养家中。岂只如此,还组织民众兴修水利,审理民事纠纷。在百姓眼中,苏轼是一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官清官。当他任期两年临走时,庶民皆掩道挥泪、留恋不舍,苏轼却因为未能解决百姓温饱而深感愧疚,他在赠友诗中写道:“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

苏轼三贬登州(今山东蓬莱)任知军卅事,虽仅5天,却为民办了两件实事:其一,上书奏章朝廷废除食盐官买政策；其二,整顿登州水军,巩固海防,抵御外患。

苏轼一生坎坷多劫,命骞时低,仕途失意,屡遭贬谪。时任宰相章淳妒其才,连下三道谪令,先将苏轼贬至黄州,又谪去惠州,再贬海南儋州。

苏轼第四次遭贬的黄州(今湖北黄冈),是汉口下游的一个小镇。当时,鄂之田野山人盛行只养两男一女,过此者而出生的婴儿辄杀之,尤讳养女的野蛮陋俗,致使民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且多有鳏夫。面对这一残酷现实,“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他,尽管自己身处“谁能伴我田间饮,醉倒唯有支头砖”的悲苦厄运,依然不顾个人安危、体恤民情地挥毫给时任鄂州太守朱康叔写信,阐述此癖,为民发声:“出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向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婴良久乃死……。”他建议太守储“劝诱米”,专以收养“弃儿”,并愤言凡今后故杀子孙者,当判“徒二年”之刑罚,对检举告发者予以奖赏,奖赏之资以犯人及邻人财产充当。此建议应以府衙条款于粉壁,晓示百姓贯彻之。语言是云,行动是雨。苏轼还身体力行地成立了一个“救婴会”,诚请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古某担任会长,交由安国寺一名善僧充当会计,专门负责向乐善好施的当地富豪阔贾募捐,每户每年捐款不得少于十缗。苏轼自身也不例外,即使家徒四壁、衣单食薄,仍节衣缩食、谨行俭用,每年捐资十缗以助之,专款专用,籴米购棉,矜贫救厄,救助那些无力养育多儿多女者。他说:“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当是吾心头一大喜事矣!”

据史料载,中国娼妓制度始于战国时的管仲,其所制定的相关法规,旨在增强将士们的战斗力。这种旧有的特殊传统,当延续至苏轼生活的宋代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便出现了与文人骚客密切关联的“名妓”、“歌妓”。通过音乐歌舞以及文人争赠诗词,“歌妓”在当时的文学史上渐已崭露头角,以词曲的新形式诗歌作品广为盛行。于是,在“唐诗”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了“宋词”,涌现了韩琦、欧阳修、黄庭坚、范仲淹、司马光、秦少游、周邦彦、辛弃疾等众多卓有成就的词作名家。苏轼一扫风花雪月、卿卿我我的艳诗情调,变词曲为坦露胸襟、抒发正气的文学作品:“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脍炙人口、激人奋进的绝唱,道明“不为世相所迷,不为物欲所累,不为功利所缚,不为尔虞我诈的政坛人际关系所伤神”的心声,一身浩然正气谨终如始地坚守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语)的澄澈天地。当时的苏轼虽然也曾交往过歌妓,但他从不沉迷于红绵玉肌,反倒经常规劝一位名叫“琴操”的才女洁身自好,尽早离开是非之地。琴操听从了苏轼之劝,自己赎身出家为尼。

苏轼晚年,再次遭谪于瘴气蛮弥的惠州。他仍初心不改地视普利众生、立民善事为己任。绍圣三年正月元旦,博罗突发大火,全城付之一炬,不光平民百姓所居草房化为灰烬,就连官府署衙亦完全焚毁,灾民只好搭棚而宿。当官衙再行重建时,苏轼生怕官府借机欺诈灾民,便上书于皇廷委派督察官责令地方官员对所购物资实行公开,严禁征发灾民充当民工,他敢谏直言:“否则,害民又甚于火灾!”事后,他又建议太守、县令会商在惠州修建两座桥,以方便行人,并动员弟媳(子由的夫人)捐出当年朝廷赐予的金银,权作建桥助资。修桥期间,他还做了一件特受当地众民钦佩的事,就是为那些无主的野坟骸骨重建了一座大冢以葬之,并亲自撰写祭文,告慰无名死者,使他们的灵魂安息。与此同时,他还在惠州城西修了一个“放生池”,逢至节庆,倡导地方绅士、黎民百姓纷购鱼虾放生于池,该风俗一直延续至清末。

苏轼第六次贬谪至海南荒岛的儋州。纵然身处“食无肉,病无药,出无友,夏无寒泉,气候炎热潮湿”之劣境,但他依旧持守着“虽九死荒蛮吾不恨,慈有奇绝冠平生”的凛然豪气,承受着“寂寞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的命运捉弄,张扬着“不辞长做岭南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达观乐天精神,战胜困苦逆境,安贫乐道地写下了三部学术名著——《易传》、《书传》和《论语说》。

1101年宋徽宗建中靖国年,苏轼遇赦由海南返回内地,途经广东大庚岭赣县时,一家人在那里等船滞留了长达70余天之久。期间,几个孩子染疾,6个仆人死于瘟疫,他也患上了严重的痔疮,年迈体弱到了极点。通晓医术的他,考虑的不是自己与家人,而是支撑着病体走街串巷给广大黎民看病配药。他这种济世救民的博爱精神,深被广众传颂。

苏轼一家北归至阳羡,经人介绍,花费五百缗买下一茅屋。当苏轼得知是一不孝之子瞒着老母而偷卖与他时,苏轼当即便把房地契碎而焚之,连购房款也只字未提。可怜苏轼,直到临终也未有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

“大鹏同风起,浮云终难遮。”(李白语)苏轼一生,虽然命运多舛,屡遭贬谪,但他那初心坚守、体恤民情、扶困济贫、舍己成人的民瘼情怀,却与日月同行、令泰岳仰止,堪称为历代人们心中的思想圭臬并沛然生辉地照耀着后来者的心灵。正如他在潮州韩公庙碑中所云:“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新闻推荐

突破“十强”,山东探索产业再造 山东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述评②

□本报记者代玲玲周艳于新悦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领域最强音。加快建设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是实现山东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诸城新闻，家乡的大事、小事、新鲜事。在每一个深夜，家乡挂心上，用故乡情为你取暖，陪你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