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里的丝路印记 □新华社记者 刘秀玲 闫 洁 张漫子

从积水潭，走水路，一路向东，进通惠河，入京杭大运河，达江浙水系，入海可通四海。元大都里，8000多艘运河漕船，每天川流不息地把经京杭运河而来的各国商品和南方粮货运抵积水潭码头，造就了从这里到德胜门一带的极繁闹市。

北京，自古以来，海通天下。

从安定门，经外馆斜街，过张家口，经恰克图，向南可达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向北可达乌丁斯克（今俄罗斯乌兰乌德）。清朝的北京城外馆地区，外国商人用骡马、骆驼载运的皮毛、药材等商品换取中国内地的丝绸、布匹和金银首饰，造就出黄寺一带商贾云集的贸易盛景。

北京，自古以来，四方通衢。

海陆通汇的商品贸易，在中国北方大地成就了一个极度丰盈的物质之都。各种文明、智慧、语言、信仰和技术的交汇，则让这座都市有了弥足珍贵的包容特质。丝路之于北京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贸易，其所秉承的合作共赢精神，延续至今。

千年琉璃的基因密码

在今天的北京首都博物馆，一件不起眼的乳钉纹玻璃碗，讲述着北京与丝路的早期记忆。

这件玻璃碗原是西晋幽州刺史王浚妻子的陪葬。现代技术发现，玻璃碗的成分与本土玻璃大不相同，但却与同时期伊朗萨珊王朝玻璃器成分一致，纹饰造型也极其相似。这一文物表明，北京与丝绸之路的渊源至少可以上溯到1700年前。

丝绸之路是双向的贸易通道，西域香料珠宝随驼队进入中原、来到北京，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则沿此路进入西方。首都博物馆馆长助理武俊玲介绍，仅在首都博物馆中，就有约100件藏品与丝绸之路有关。

从春秋战国时的封国，到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的边防重镇，再到元明清三代王朝的首都，北京的发展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可以说，北京是古代“中国制造”走出去的重要中转站。无论是来自伊朗的玻璃器，还是走出去的中国青花瓷，无不见证过当时丝绸之路上物资来往之盛，诉说着北京与丝绸之路的悠长情缘。

古代“京漂”的见闻传奇

7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叔叔从威尼斯出发，沿陆上丝绸之路颠簸数年后来到元大都。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李治安说，在华17年里，马可·波罗去过山东、江苏、浙江等很多地方，但有一半时间待在元大都。

马可·波罗对这座都城情有独钟。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大量篇幅描述元大都的宫殿、商贸活动乃至社会新闻。他一一数过元大都的城门，眺望过城中的“壮丽宫殿”，听过城里钟楼传来的夜禁钟声，也逛过城内商贾云集的市场。

《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大汗宫殿内一座人工筑成的“绿山”和因此形成的宽广水坑。据考证，这应为现在北海公园一带。书中还记载了城外一条大河上的美丽石桥，“桥长三百步、宽逾八步，十骑可并行于上……桥两旁皆有大理石栏，又有柱，狮腰承之。柱顶别有一狮。此种石狮巨丽，雕刻甚精。”马可·波罗对这座石桥评价极高，认为“各处桥梁之美鲜有及之”，而这座桥就是卢沟桥。

无与伦比的世界商都

“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这是马可·波罗对北京城贸易盛景的评价。

随着元朝定都北京、改道大运河，北京取代汴梁（开封）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商贸往来渐入极盛时期。马可·波罗记述，“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他数种物品。”

丝绸之外的贸易，在元大都也是异常繁荣。马可·波罗将那时北京的贸易描述为“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不息”。各国商人热情地向宫廷兜售漂洋过海而来的奇珍异宝，其中一些玳瑁、珍珠随后镶嵌在蒙古贵族的衣帽、腰带之上。

此外，元朝首都的地位使北京对丝绸之路的发展有着政策层面的深远影响。史料记载，由于掌管市舶贸易的官员以权谋私，征收高关税，忽必烈还亲自下令整顿，出台了多条法规。

海纳百川的智力“硅谷”

海陆丝绸之路的联通不仅给北京带来了物质繁荣，更让北京在人文交流、智力交汇和文明交融等“软实力”方面的积累不断深厚。

北京城曾聚集大批外国技术和人才。元代很多来自中亚和西亚地区的人进入大都，不少古代科技与东方智慧融会贯通。元代郭守敬主持编纂的《授时历》，吸收和借鉴了不少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先进历法算法。

明永乐时期，海外来华使节和商团络绎不绝。明朝迁都北京后的1423年，有过16国使团来京齐聚的大盛会。明清时期，中西技术和人文层面交流加深，一些西方传教士甚至入朝为官。

在车公庄附近的北京行政学院内，利玛窦和其他一些外国传教士长眠于此。明万历十年（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死后获万历帝特批葬于北京。清初，顺治帝赐予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墓地就在利玛窦墓地的西侧。

博采众长的科技前沿

元明清时期，作为中国的都城，北京始终是外国科技人才进入中国的最终目的地。因此，这里也是各种科学技术与人文思想碰撞、融合的前沿。

利玛窦沿海上丝绸之路而来。他擅长汉语，可用中文著书立说，获称“西儒利子”。他乐于交友，在江西曾写过《交友论》一书。他与中国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私交甚笃，徐光启为官后，两人时常在大都的住所内商讨翻译问题。两人合译《几何原本》一书，“徐利之交”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

除了将西方的数学、地理测绘等技术带到中国，利玛窦还把中国的四书五经传播到西方。

利玛窦之后，德国人汤若望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政权交替。他上通天文、下晓地理，还懂得制造火炮，在清朝担任钦天监掌印官，后成为官位最高的外国人，官居正一品。“汤若望与顺治皇帝是忘年交，顺治帝管他叫洋玛法，就是洋爷爷。顺治还在宣武门教堂为汤若望过生日，”北京行政学院教授梁俊介绍说。

在北京站附近的古观象台，保存着8件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增设的大型天文仪器，它们均采用欧洲天文学度量制和仪器结构，其中6件由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担任钦天监监正时监制。南怀仁还精通制造火炮，曾把守城大炮改造为可以行军的小炮。史料记载，在一次火炮发射测试中，南怀仁设计的火炮十发十中。

时光荏苒。丝路基因在北京延续千年，在历史发展中一脉相承。如今，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正指引着北京迸发出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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