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报记者 徐敏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端午节起源于纪念诗人屈原在这一天抱石投汨罗江。实际上端午节的形成是各地风俗融合的产物,南北方也有不同。在古代,五月称为“午月”,五日常写作“午日”,“端”即初之意,所以五月初五称作端午。南方起自越民族的龙图祭祀和龙舟竞渡,北方起自五月五日是恶月恶日,端午是驱鬼辟邪日的传说。所以在古代济南,很长时期内端午节不是愉快的节日,相反它带着几分禁忌、神秘等气氛。
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载,齐国孟尝君田文生于五月五日,其父田婴告诫其母曰:“勿举也。”意思是让其母亲不要养活他长大。其母不忍心,偷偷把他养活下来。田婴发现时,孟尝君已经长大了。田婴大发雷霆说:“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认为五月出生的孩子,长大了身长跟门户一样高,会害父害母。东汉应劭《风俗通·佚文·讳篇》云:“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据《济南通史·隋唐卷》记载,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山东这一民俗禁忌很流行,除孟尝君外,十六国前秦丞相、北海郡剧县(今山东寿光东南)人王猛的孙子王镇恶五月五日出生,父母想要把他送到家族之外的人家收养,王猛将他留了下来,取名“镇恶”以压制生辰在“恶日”。
可见在当时,五月五日还不完全是今天含义的端午节,而是人们深信不疑的“恶日”。除了这一天之外,五月也一度被人们视为“恶月”。唐代济南人段成式所著的《酉阳杂俎》记录了山东流行的有关五月的说法:“俗讳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蜕,上屋见影,魂当去。”五月份盖房子是不吉利的,民间谚语也流传说“五月盖屋,令人头秃”。另外,农历五月开始北方地区的天气逐渐变得炎热起来,而酷夏是各种蚊虫多见和瘟疫多发的季节。所以很长时期内,人们一直以为五月是不吉的月份。
也正是由此,才逐渐产生了端午的种种风俗。北朝隋唐时期,济南流行的悬挂五时图,佩戴长命缕、宛转绳就是由此衍生的民间习俗。《酉阳杂俎》记载,北朝妇人“五月进五时图、五时花,施之帐上。是日又进长命缕、宛转绳,皆结为人像带之。”所谓“五时图”,就是在纸上画蛇、蝎、蟾蜍、壁虎、蜈蚣,也称“五毒符”。据说这5种有毒的生物只有同时存在时才不会互相斗争,得以和平共处,所以将五时图挂在床帐之上可以防止毒虫作怪。此外人们还会把五彩绳系在手臂上以辟邪:“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
唐宋以前,端午节这个传统节日的气氛笼罩在恶日恶月、邪鬼瘟疫的禁忌之中。人们的这些过节方式,说明古人在以感性的、质朴的认识来改造自然,顽强生存。虽然今天用科学的眼光来看这些并不具备科学道理,却也应该尊重古人的这种文化精神。唐宋以后,节日才逐渐从禁忌、禳除等神秘气氛中解放出来,变成了真正礼仪型、娱乐型的“良辰佳节”。庄严神秘的巫术变成了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驱除邪鬼瘟疫的逐傩变成街头演出的小戏,有关节日的神也不再狰狞可怕,变得浪漫而有诗情画意起来。
明清时期,济南人过端午的形式更加丰富。人们会把“五毒”形象的剪纸贴在门上,认为这种门符可以驱“五毒”,防瘟疫。《济南通史·明清卷》载,给孩子戴香包、手腕上系五彩丝线,也是济南端午节普遍流行的习俗。香包是用棉布和丝线绣成的,包里除了装人们认为可以驱虫除秽的雄黄、苍术之外,还会装香草配成的香料,戴在身上起驱虫除秽的作用。五彩丝线则象征着五彩龙,系五色丝线可以降服妖魔鬼怪。济南有些地区还有“踏百草”和“焚故药”的习俗。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高雅的文人士大夫还会在端午节作碧筒饮,这是济南地区文人特有的颇为雅致的饮酒方式。端午时节,大明湖上的荷花娇艳盛开,文人们到湖边避暑,他们把湖中的莲叶折下来盛上美酒,然后用簪子将莲叶的中心部分刺开,使之与空心的荷茎相通。文人们从荷茎的末端吸酒喝,这就是至今都被人们传为美谈的“碧筒饮”。
到了近现代,在端午节时吃粽子、吃咸鸭蛋、赛龙舟等习俗也逐渐在济南流行开来。端午节逐渐褪去了禁忌、不吉的气氛,成为一个富有文化意义的祈愿安康的传统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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