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集市

■王帅

2014年5月,妹妹从美国回来,我们回到故乡相见。在出生的寿光村庄,我们再一次和村庄的集市相遇,她在门口朝向集市的一家小卖部买了一些葵花瓜子,而我站在集市上买了一个竹筒粽子吃。对我来说,这次在集市消费的意义非凡——它向我确认了乡村集市的持久,还让我重温了少年时手里攥着五块钱赶集的场景。

在我的记忆里,故乡的集市有过几次重大的位置挪动,但无一例外,它始终都在村庄最核心的位置,不曾偏离。直到现在,村庄的集市继续按照三八定律如期进行,根据能够查询到的资料记载,故乡的集市在明末清初就已经出现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当时,它与方圆几十里的其他寿光集市一起支撑起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几乎全部商品。

村庄集市属于流动的市场。通常,集市开始前一天傍晚,临近集市的村民就会帮一些相熟的、远道而来的摊主在门前或屋后用粉笔或石块占下摊位。摊位并不固定,不过有一个经年累月促成的大概位置,蔬菜和生鲜出现在集市两端,中间位置出现的商品则是布匹、工具、水果、香料等其他生活用品。

赶集是开放式的消费。集市既有商业的消费行为,但又不止这些。它还完成商品交换之外的人与人的来往,并且,来往的主体除了买卖双方以外,出现在集市上的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甚至包括集市所在村庄的每一个人。事实说明,乡村集市对空间的要求不仅仅提供场所就了事,空间以外的隐形秩序决定了乡村集市的持久与稳定。这种不言自明的需求很容易理解,不可见的乡村秩序就像统一的度量衡,正是它实现了集市上所有的标准化。

可是,集市对不可见的乡村秩序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事实上,对中国的乡村而言,它始终处于封闭状态,即使到了现在,乡村仍然保持着它一贯的宗族排他性。于是,集市就成为乡村固定对外开放的世界,也是农民与社会互动最直接的方式(在过去甚至是唯一方式)。

尽管施坚雅的六边形乡村市场理论饱受争议,可是恰恰这位用抽象的数学几何模型定义中国乡村市场形态的美国经济社会学家,用理论确认了乡村消费的圆形结构。施坚雅认为六边形的出现是受彼此挤压所致,理想的、标准的消费市场就是圆形。

集市编织成一张乡村关系网,这张圆形的网依托于乡村传统的秩序,又超越了宗族和邻里的距离。它的微妙就在于在农民和国家之外构筑了一个风雨无阻的、固定频率出现的、相对独立的社会。

与乡村集市相比,城市消费首先需要面对的障碍就是空间。一个有趣的悖论是,为了营造提供消费的空间,城市需要建造大量空间封闭的购物中心。就像大多数城市的结构一样,城市里的消费也是圆形的,它不同于乡村集市的开放松散,其圆形结构的目的更直接,就是为了掌握并限定消费者。

在消费环节,乡村和城市的态度没有什么区别。身处其中的人们都渴望消费圆形的半径能够越来越长,希望它的触角能够无限延伸。最终的情形就是,传统的城市化和新型的城镇化终于让乡村和城市走到了一起,它们难得达成一致。在物流、互联网的帮助和催促下,乡村和城市互通有无的消费信念逐日增强,无限延长的消费半径甚至超越了日常的基础生活。

圆环的链条固然可以集中消费,不过这种过度聚集并非万事大吉。消费好像触手可及,又好像远离了实际。朱尔·米什莱在《鸟》一书中就评论过圆形结构的利弊,他用的是鸟的圆形模型。他说,“鸟,几乎完全球形的鸟,显然是活生生的聚集所形成的崇高而神圣的顶峰。人们无法看见,甚至也无法想象比这更高程度的统一性”,米什莱认为,过度的聚集形成了鸟的巨大力量,“但也包含着它的极端个体性,它的孤立,它的交际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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