颗盐曾能当钱使 卖盐也能富敌国

有媒体报道，河南一市民在异地购买大量的食盐被罚了200元钱。因为盐被罚款一时间成了稀奇事，因为盐在当下人眼里实在是太不起眼了。不过，你可不知，历史上食盐可是有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甚至被当做贡品，哪能简单的了？

◆贡品 用盐专设搭配官

现如今，盐是生活的必需品，可是人类最初本不知道盐是什么，又是什么滋味。数百年，乃至千年的时间中，古代先民无数次随机性地品尝海水、盐湖水、盐岩、盐土等，尝到了咸味的香美，后将盐添加到食物中，才有了《尚书》中“若作和羹，尔为盐梅”的记载。

周代时，人们把咸味作为“五味”之一，而且《周礼》中提到 “以咸养脉”，说明周代人还将盐作为医治疾病的方法。《吕氏春秋》记载，“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咸而不减”，对咸味的调理方法进行了更细致的论述。其后，盐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汉代王莽就称盐为“食肴之将”。自此，人们的饮食中再也离不开盐了。

可是在古代，井盐产地少，内地吃盐不易。若是在贵州，盐是要由四川自贡运进，另外山区交通又极为不便，量少成本又高，乃至贵州一带，至今还有不少川盐古道，直至解放时，都有“斗米换斤盐，斤盐吃一年”之说。

《尚书》中提到青州“厥贡盐缔”，就是说，商代以前的夏代就有“贡”给奴隶主国家作为调味品用的盐，这种盐极为珍贵，成为了几乎与粮食同等重要的食物，所以才能当做贡物上交。从《尚书》的记载来看，只有青州一地有盐“贡”，其余各州均无盐“贡”，可见夏代时青州盐“贡”地位之重要。

到了周朝，就不单单只有青州“贡”盐，其他邦国也开始“贡”盐，《周礼》中就提到“东北曰幽州……其利鱼盐。”周朝还配备了“盐之政令”，执掌各类盐在不同场合的搭配使用。此时，周代盐的种类已经多于前代，如“苦盐”即池盐，“散盐”即海盐，还有“似虎形之盐”的“形盐”等等。

在西藏、云南一些偏僻的山区，“盐饼”还充当过流通的货币———盐币。唐代时，《云南志》中这样描写食盐：“其盐出处甚多，煎煮则少……颗盐约一两二两，有交易即以颗计之。”此时的颗盐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物品，成为了一种货币。

不只唐朝，《马可·波罗行记》中也有记载：“建都州……其小货币则用盐。取盐煮之，然后用模型范围块，每块约重半磅，每八十块约值精金一萨觉，则萨觉是盐之一定分量。”这种盐块上凸下平，每块上都盖有君主印记，印章只有官吏才有。盐币由商人携赴边远地区，用它交换黄金、麝香等物，离繁华城市越远，盐块的价值越重。在西南部分地区，盐币广泛流通，只要外形完好，仍然可以被当做货币使用。

◆课税品 盐商富可比王侯

自周朝初期，各朝为确保政府财政收入对盐业生产大都实行征税，是赋税收入的重要来源。春秋时，齐桓公向管仲问“吾欲守国财而毋税于天下”之策，管仲从“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的思路出发，建议齐桓公对食盐进行官运官销的专卖制度，寓盐税于专卖之中。管仲以为，以万乘之国计之，每月每人三十钱，即可得钱三千万。

而且在讨论到食盐专卖后将盐输出到不产盐的梁、赵、宋、卫等国时，管仲还说，“恶食无盐则肿，守圉之本，其用盐独重”，盐成为“守圉”的根本，可见控制食盐就可以控制对手，食盐专卖成为了控制敌国的重要手段。

至汉初，盐业开放民营，朝廷只设关收税，富商大贾和地方诸侯通过盐的生产和流通，获取了高额的利润，从而富至几千万乃至万万，成为可与王侯比富的素封之家。吴王刘濞也以盐铁之利雄霸一方，对此董仲舒曾说：“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严重威胁到了朝廷的安稳。

唐天宝、至德年间，盐可以自由售卖，一斗的售价是十钱，而在实行食盐专卖以后的乾元元年，斗盐价变为一百一十钱，至贞元四年，更是暴涨至三百一十钱。《资治通鉴》记载：“大历末，计一岁所入总一千二百万缗，而盐利居其太半。”这个“太半”，据《通典》中所言，应该为九百多万贯。

◆专卖品 汉武帝缺钱设盐官

汉武帝时，连年对外用兵，对内滥肆封赏，大兴土木，生活奢侈，汉初七十年来的储备为之一空，造成财政危机。可是腰缠万贯的盐商却“不佐公家之急”，武帝为解决财政上的危机，便将盐业设官专卖，把盐业的生产和流通直接控制在中央手中。并且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敢有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还要“没收其器物”。

刚把盐业收回来，汉武帝采用“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专卖制度，即在产盐区设立盐官，由官府另募平民制盐，并提供制盐的锅，再由官府全部收购，并运往各地出售。

唐宝应元年，刘晏为盐铁使兼运使，再变盐法，开始了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在产区设置四个盐场和十个盐监，负责食盐的生产和收购，然后现场转卖给盐商，盐商可以自由出卖，他还上奏免除盐商贩运过程中的过境税。

建中初年，刘晏去职后，盐法管理越来越乱，官府不断提高盐价，到了想换一斤盐竟然需要稻谷数斗的地步。贞元四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江淮盐价每斗增收二百，共计三百一十文，其后再次增加六十，共计三百七十文，可是官府收到的钱财却没有到半数。很多地区的商人也开始肆意抬高盐价。这种情况直到李巽重修盐法才有所收敛，食盐慢慢恢复到正常价格。

明万历四十五年，专卖制度再变，实行引岸制度，由编入册中的盐商向政府交纳银子后，直接向盐户收购食盐，变为了商收、商运、商销。而且明朝时的盐商多是山西商人，他们以帮政府运送军粮来获取卖盐的资格，不断积累财富。

但是到了清初，引岸制度不好使了，因多年战乱人口锐减，如河南，“南阳、河南二府，汝州一州，有一城不满数十家，有一邑不过仅百余家。”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又哪里来的钱买盐呢？而且产盐大户四川、两淮也因战乱导致盐井坍塌，盐业生产处于瘫痪。

为此，清政府在各盐区设立盐务衙门，任命巡盐御史整顿、恢复、官吏盐业经济。两淮盐区第一任巡盐御史李发元上任后，立即“百计招徕”盐商，向他们发布关于整顿、恢复引岸制度的各项措施，要求他们纳科行盐。到顺治十八年，清代征收盐课银已经从数十万两，增加到272万余两，巡盐御史的工作有了初步成效。

◆禁品 唐贩私盐二石以上处死

各朝各代虽然都在进行盐业专卖制度，但是盐业的暴利仍让各路人士对此趋之若鹜，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条例，却总是屡禁不止。

唐代贩私盐者可以说是什么人都有，文宗时，江淮富商大户“纳利殊少，影庇至多”。还有一些是专业的私盐贩子，他们有的是落第进士，还有无赖泼皮等等。

宪宗时，朝廷划定了盐商贩盐区域，并严禁私盐。贞元年间规定，犯私盐一石以上者杖脊二十，并征纳罚钱。大和年间，更定私盐二石以上者处死，受雇运输私盐和允许停贮私盐者同罪。

宋代私盐者的构成也很复杂，有的是一村一地的农民，在农闲季节临时团结起来，外出贩运私盐。对此，王安石说，百家都卖私盐，被抓者只有一两人，其余人必定会说，这本来就是不好干的事，没有关系。所以私盐才屡禁不止。如果抓起五家，其他的人肯定会有所畏惧，如果刑罚极重，数十家被抓捕判刑，其他人一定不敢再这么做。所以，此时的私盐刑律极重，设“专切巡捉私煎贩盐公事”的“巡检”官司，两浙还“益兵千人”广行搜捕，“所流配者，至一万二千余人”。

朝廷还下令，不许广东大奚山地区制造、购置船面八尺以上的大海船，并将当地居民编成保甲以防止接纳外地逃亡之人。因为，枢密院上奏：“近年多由兴化、漳、泉等州逋逃之人，聚集其处，易置大船，”贩卖私盐，劫掠商旅。

明朝时，对食盐生产者私自贩卖余盐的行为也有惩治措施。有一食盐生产者名为陆阳，他与其他几人不仅私煎食盐溢额，而且夹带余盐，人赃并获。明代法律夹带余盐与贩卖私盐同罪，应该处以徒刑，但是查有旧例，法外容情，最终对他们处以杖刑，以示惩戒。

嘉靖八年五月，苏州人士殷晟与龚腾等私贩海盐到三片沙地方，正碰上督军追来，几人赶紧逃了。六月时，以龚腾为首，伙同殷晟等人再次贩运私盐，又是在三片沙，遇见张千户督军追捕，不得已，他们弃下了一只盐船逃跑。没过几日，殷晟邻居在他家找出私盐五包，并告到了官府，殷晟害怕之下就到巡按御史处自首，最终被判杖刑一百，徒三年。此时朝廷加大了对私盐的惩处力度，加重了杖刑的幅度并且加处徒刑。

（据《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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