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窑火 万世流芳 辉煌的淄川古代陶瓷业

☆魏传来

古老的淄川,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其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就是在这块大地上延续不断的陶瓷文化。从公元前2500多年的寨里镇北沈龙山文化遗址的蛋壳黑陶,到南北朝时期的寨里大张窑青瓷,再到被誉为中国北方民窑艺术明珠的以磁村窑为代表的唐宋金元瓷器,无不以靓丽灿烂的身姿、博大精深的内涵,向人们展示着昔日淄川的辉煌。

淄川境内有着丰富的柴木资源、煤炭资源和陶瓷原料资源。据史料记载,淄川的地下煤炭早在唐代以前就有人工开采,至宋代煤窑采掘技术已是非常发展了。淄川的陶瓷原料资源分布广、品种多,主要有白药石、焦宝石和各种陶土。在淄川磁村与大昆仑之间的宋家坊一带,分布的优质陶土用一元配方即可直接烧制瓷器。这些都为淄川古代陶瓷业的长时期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淄川最早的陶器生产要上溯到距今6500年的淄川口头村大汶口文化遗址,已发现这时有手制烧成的泥质红、白陶器。在距今4500年的淄川北沈马和淄川三台龙山文化遗址,轮制磨光黑陶器的烧制已十分普遍和成熟了。在1976年对淄川磁村窑进行科学发掘的过程中,又意外发现了汉代的釉陶窑址,并在磁村的古墓中,出土了完整的汉代黄丶绿釉陶器。但真正意义上的瓷器生产,是开始于北朝时期的淄川寨里窑。

位于淄川区东北部黉山脚下的寨里大张古窑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北方最早的青瓷产地之一,初建于历史上的北朝时期(公元386-581年),其产品主要有罐、瓶、钵、盘、碗、尊等,以青瓷饼底碗居多,其造型厚重,胎质灰白,杂质较多,烧结度很高。早期产品大都釉色斑驳,凡器外均涂半截釉,腰部以下露胎质,颇具初创时期的风格。晚期工艺改进,从胎料、釉料的选择和配制,到成型、施釉、建窑和烧成,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成型技术上已熟练地采用了慢轮拉坯成型。产品质地细腻坚实,釉层加厚,釉色青中泛黄,明亮润泽,造型更加秀美,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该窑烧造的青瓷莲花尊,器形硕大,装饰瑰丽,工艺复杂,颇具匠心。视觉效果高雅圣洁,华贵之气盎然。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堪称中国早期青瓷艺术瑰宝,是淄川窑早期青瓷的代表作品,1987年被国家定为一级文物。

寨里窑烧造瓷器的延续时间较长,直到唐代仍继续生产,且规模不断扩大,产品更加丰富多样。

唐代,除寨里窑继续烧造外,淄川城西二十多里的磁村窑开始兴起,窑址主要分布在南北窑洼,华岩寺和苹果园一带,面积较大,相传村附近有“窑王殿”和“晒金场”两个地方,是古代磁村窑场的作坊。磁村窑始于唐代而终于元朝。。磁村唐代初期烧制青瓷产品,造型轻巧别致,釉色纯净,唐代中期以盛产黑釉瓷独秀一方,产量较大,品类丰富,品种主要是日用瓷,有瓶、壶、罐、炉、灯、碗及各类摆件玩具等,胎质坚实,雕、贴、镂等装饰工艺技法已很普遍,釉色晶莹润泽,色黑如漆。除黑釉产品外,已能生产白釉瓷和酱釉瓷,白瓷都用化妆土,釉色较纯正,并盛行在白釉上点绿彩,开创了中国北方瓷器生产彩瓷的先河窑。在唐代晚期大量烧造色釉瓷的同时,开始试烧雨点釉和茶叶末釉等艺术釉瓷器,并在窑址发现了我国北方目前所知最早的雨点釉瓷和茶叶末釉瓷标本。

淄川磁村窑在经过五代进入宋朝以后,迎来了它的全盛辉煌时期,烧造瓷器的地点迅速增多,烧造规模日益扩大,以磁村窑为龙头向周围迅速扩展。现已发现的窑址为淄川岭子镇的郝家窑,巩家坞窑,淄城镇东关窑以及当时属淄川县的颜神店(今博山)各窑(大街窑、八陡窑、山头窑等)。烧制的产品,烧制工艺和特点与磁村窑相同,说明了当时制瓷工艺技术是以磁村为中心,逐渐向周围发展和扩散的,从而奠定了淄川磁村窑烧造瓷器的核心地位。

这时期的产品仍以黑釉产品为主,白釉产品次之,在器物类别上除大量烧制日用生活器皿外,开始较多生产美术玩具瓷,且种类繁多。在装饰技法上已较多地采用模印、划花、剔花等工艺,产品胎质灰白坚致,瓷化程度高,且多薄胎器。这时期的标志性产品是“粉杠瓷”,又称为“黑釉白棱瓷”。这种釉色装饰手段多用在花口瓶及罐类器皿上,民间称之为“线条瓶”、“线条罐”。是先在胎上立粉作杠,然后醮挂黑釉,由于粉杠高突脱釉,烧成后,在杠突处便露出条条由白色粉料显示出来的白线条,这种纵列线条虽不规整,但是黑白分明,极为美观。

从发掘的窑炉遗物中可以看出,叠烧方法有所改进,即由原来的“支钉”“垫饼”叠烧法,改为“涩底”叠烧法。这种叠烧方法比支钉、垫饼叠烧法省工省料,增加了窑炉容量,减少了粘疤结连现象。

据史料记载,北宋初期官府在磁村专门设“务”收税,故磁村时称磁窑务,进而证明当时烧制瓷器的规模和产业的兴隆盛况。公元1127年,金人南侵,北宋灭亡。时山东为金政权统治。这时淄川为金山东东路之大县,张店(今淄博市政府所在地),颜神店(今属博山)、金岭(今属临淄)是著名的淄川三镇。虽社会动荡,淄川陶瓷业较宋代仍有较大发展。在烧制工艺上普遍采用了匣钵套烧,烧成方法由烧柴发展为烧煤,产品类型增加,装饰技法更加丰富多彩,这一时期的瓷窑仍以磁村窑为中心,巩家务窑、郝家窑和颜神店各窑同时兴隆。品种多为日常用瓷,整器多用单色釉,有灰、白、黑、褐釉等,另外还有绞胎瓷、三彩瓷和粉杠瓷等装饰工艺,雨滴釉、兔毫釉、茶叶末釉丶鹧鸪斑釉等结晶釉瓷器产品烧制已十分成熟,白地点绿彩釉瓷更加精美,并偶有少数“窑变”釉瓷器,在白釉绿彩上泛出不规则的红色斑片,鲜艳美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生产的以黄、绿、褐釉为主的三彩陶瓷,更是别具一格,使用了高温烧胎、低温烧釉的二次烧成法,既沿袭了唐三彩的制造工艺,又在诸多方面有所创新。其三彩产品大致可划分为建筑构件类、生活器皿类及摆件玩具类。

这一时期,淄川的另一处古窑异军突起,其白地黑花瓷器在中国陶瓷界有很大影响,这就是位于淄川城东南约十五公里的西河镇坡地古窑址。

坡地窑周围群山环抱,好象一个天然盆地,窑址面积绵延很大,所烧瓷器多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花口瓶,橄榄形四系瓶,玉壶春瓶以及枕、盆、盘、碗、瓮等日常生活器皿。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以白地黑花装饰的瓷器,它以强烈的黑白对比色调,用手工彩绘的技法,以毛笔为工具,用彩料直接在施白色化妆土的胎上作画,然后施一层透明釉进行烧制。著名陶瓷专家冯先铭曾认为,这种釉下白地黑花技法的创造发明,直接导致了元明时期中国青花瓷器的大发展。

以文字作为装饰是坡地窑瓷器装饰艺术的又一显著特征。在装饰题材上,匠工们大多取材于民间生活小景,不仅有精工细绘的花鸟虫鱼,也有千姿百态的飞禽走兽,更有绘画生动的山水人物以及结构严谨的几何纹样,再配以诗词佳句,名言吉语。有的甚至直接在瓷器上写上“官”、“忍”、“香”等字样作为装饰的主纹样,这是坡地窑匠师们的一种大胆创造,更是当时民间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生气勃勃的艺术形式,为我们今天留下了许多不朽的陶瓷艺术作品。

到了元代,白地黑花装饰成为坡地窑最为流行的装饰手法,在风格上,一方面仍有一些精彩的人物故事画和花叶草纹画的瓷器制品,另一方面绝大部分产品变得草率而单调,呈现衰落迹象。

元末明初,山东地区战火纷起,淄川的陶瓷业一度受到严重破坏,磁村等窑就此先后停烧。明、清时,在西河地域和渭头河一带淄川陶瓷业得以迅速复兴,能查找到的文献是这样记载的:“1622年(明天启二年)西河窑坊殊盛,有窑百座,产缸、盆及黑釉碗等,业陶者在村中建窑神庙。”“明崇祯15年,淄川大昆仑西山一带发现白釉石(白药石),淄川龙泉渭头河窑空前繁荣,以制作黑釉、白釉产品为主,陶者近千,并建有窑神庙”。“清康熙元年,淄川渭头河窑已达到数十座,产品销周围数县”。“1723年(清雍正元年)刘氏、韩氏在淄川渭头河桥口南北分别建圆窑,以生产碗、盆等”。“1735年(清?雍正十三年)淄川峪头河村(今渭头河村)孙氏建窑生产黑陶碗”。“1819年(清嘉庆二十三年)淄川峪头河村业陶者发展到六七家,生意兴隆,于村西建窑神庙”。至清末见于记载的谓头河一带窑厂就有致和、大成、松林、王继隆、孙兆壁、司仲言、戚治普、刘继广等八家。总资本过一万大洋,从业工人已超千员。

民国时期,渭头河一带有顺和、义昌、德盛、三亩园、新生、福兴、西信等20余家窑厂,共有缸窑、碗窑、盆窑44座,均为圆形直焰窑(窝头窑)。陶瓷生产制作仍沿用旧法,先将原料置于牛拉石碾中研磨成粉,搅和成泥,后用拉坯法、泥条手工盘筑法成型,烘干上釉后入窑烧制而成,逐渐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传统产品——“渭头河大瓮”。

在经历了漫长的从陶到瓷的历史过渡后,从1400多年前的北朝时期到民国,淄川制瓷业历经辉煌,余韵延及至今。

淄川窑在陶升华为瓷的生产力发展中一直位于中国北方的前列,各个窑址衔接有序,存续关系清楚,窑址集中,绵延不绝,这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不多见的,应该说,今天的“淄博陶瓷当代国窑”,就是淄川古代制瓷工艺的继续和发展。

建国后,由于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淄川古窑址被一个个发现和发掘,千年窑火、万世流芳的淄川窑古陶瓷辉煌终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

淄川古代窑址生产的瓷器,主要是民窑产品。清乾隆八年淄川县志称当地产瓷器为“农氓器也”。是否生产过“官窑”瓷器?据《宋会要辑稿》一书记载,北宋时代朝廷在开封设“建隆坊”,专门有瓷器库,“掌受……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当时的饶州(即今景德镇)、定州(河北定窑)是北宋著名的瓷器工艺中心,把青州和饶州、定州并列,说明在宋代青州也应是一处重要的制瓷工艺中心,但直到今天,青州(益都)本土也未发现古瓷窑址。而淄川与青州搭界,宋代时今山东地域的最高行政机构是京东东路,治所设青州,辖淄州。将京东东路从淄州磁村窑征集的进贡白瓷,文献记载为青州贡白瓷,应是很自然的事情,就象今天将山东从淄川征集的产品说成是山东产品一样。这样就可能得出一个结论:宋代的青州贡白瓷就是指淄州磁村窑的白瓷,但这是一个需要关注和深入研究探索的课题。需要注意的是,淄川磁村曾一度隶属颜神店镇,而颜神店元代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始划归益都县,宋代磁村的行政区域归属尚无法考证。

淄川陶瓷历史的发展和沿革虽然极为漫长,但有价值的可供参考的古代文献资料却很少,所以,我们的实物证据和标本就更显得十分重要和珍贵。

淄川发现的多处古窑址,大都建在地势相对平坦但靠近山坡丘陵这些原料、燃料、用水和倾倒垃圾较为方便的地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淄川古窑的分布与煤矿的分布关系密切,在有古瓷窑的地方,地下或附近必定有煤矿资源,但这并不说明淄川古窑都是用煤作燃料的煤烧窑。煤炭的热量虽高,但却不如木柴火焰长,从烧柴到烧煤的过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窑炉结构的变化和烧成技术的改进。这个过程在淄川古窑烧瓷历史上相当漫长。

根据窑址发掘报告,淄川各窑用煤烧瓷的年代主要开始在金代,在此前基本都是用柴烧窑。而且淄川地处丘陵地带,柴木资源十分丰富,因而古瓷窑与煤矿的关系,不只是个燃料问题,还应与制瓷原料有关。淄川古窑所用的制胎原料,主要是碱石和青土,这些陶土是煤层的伴生物,一般都处在煤的上、下层或夹层中,且埋藏较浅,容易开采。

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古淄川窑属磁州窑系,是受磁州窑影响而发展起来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还有待商榷。和淄川窑一样,磁州窑也是我国北方负有盛名的一处瓷窑,始于宋,盛于宋金,终于元。纵观淄川古陶瓷发展的历史,淄川寨里窑址和磁村的唐代窑址都大大早于磁州窑,而且淄川各古窑各时期存续关系明确,应是独立发展起来的相互沿袭和自成体系的窑群系统。至于淄川古窑和磁州窑的产品风格相一致,应该是相互交流或许是磁州窑受淄川窑系影响的结果。

淄川古代陶瓷业的辉煌成就,是淄川先人们对中华文明的伟大贡献。淄川厚重的陶瓷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更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文化资源,这将激励并吸引着每一个热爱家乡的淄川人不断去进行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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