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文化研究

编者按根据潍坊市文化名市建设工作总体部署,潍坊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有关专家成立专门课题组,在深入学习调研的基础上,着重从东夷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东夷文化的内涵与特点、东夷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潍坊作为东夷文化中心城市的主要标志、潍坊地区在东夷文化传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深入挖掘宣传和开发利用东夷文化的相关策略等六个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论证,形成了《东夷文化研究》报告,本报现予连载,以飨读者。

一、东夷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东夷是中国古代东方民族的总称,分布于中国大陆东端,太平洋西岸中部的海岱地区,其范围东起海滨,西至豫东,北至辽东,南抵江淮,其中以“海岱惟青州”的山东地区为其主要发源地和聚集地。东夷文化是东夷人创造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勤劳智慧的东夷人不仅创造了灿烂丰富的东夷文化,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和民族性格,对后世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数千年历史长河的积淀和洗礼,东夷文化的精华与精髓,已深深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已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标识之一。

(一)东夷之概念

夷在中国古代有广义之称和狭义之称之分。广义之夷是指以黄河中游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以外的区域和民族。如《尚书·旅獒》曰:“明王慎德,四夷咸宾”。《左传·昭公十七年》曰:“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上述文献中之“夷”是与中国古代对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等地区及民族的泛称。近代以来,则称外国人为“夷”,如“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广义之称的“夷”其地区及民族伴随着“中国”版图的不断扩大,而在地理上不断向更外更远的地域及民族扩展。

狭义之夷是专指古代中国东方居民。《礼记·王制》曰:“东方曰夷。”《说文·大部》曰:“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近代学者傅斯年说:“凡在殷商西周以前,或与殷商西周同时所有山东全省境中,及河南省之东部、江苏之北部、安徽之东北角,或兼及河北省之渤海岸,并跨海而括辽东朝鲜的两岸,一切地方,其中不少一个民族,见於经典者,有太暤、少暤、有济、徐方诸部,风盈偃诸姓,全叫做夷。”因古夷人祖居在中原以东地区,因此,狭义之称的夷即东夷,指“东人”,即东方之人。

“夷”及“东夷”都属于历史概念,其地区及民族构成,都随着历史向前发展,而不断处于变化之中。纵览现有文献,夏代以前未见“夷”之称谓,只有蚩尤、太昊、少昊、皋陶、伯益等东夷部落领袖之古史传说。《史记·五帝本纪》载:“於是舜归而言於帝,请流共工於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於三危,以变西戎；殛鲧於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司马迁在记述上古舜之事迹时,提到了“东夷”。但关于东夷两字联称的最早记载则见于西周的钟鼎文中。如:

惟周公於征伐东尸。

惟王伐东尸。

噩侯禦方率南淮尸,东尸广伐南国。

雀公太保来伐反夷年在十又一月,庚申……

现有文献,在夏代和商代中前期,只有“夷”之记载,而无“东夷”之记载。如《尚书·禹贡》曰:“海、岱惟青州:蜗夷既略,潍、淄其道……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潍即潍河,淄即淄河,皆在今山东中北地区。潍、淄之间,包括今潍坊市区及昌邑、安丘、昌乐、寿光、青州、临朐等县市；沂即今天临沂地区、淮、泗、河即今天徐州、济宁、枣庄等地区。

商代晚期,已有“东夷”之记载。如《左传·昭公十一年》载:“商封为黎之芜,东夷叛之。”《左传·昭公四年》载:“封克东夷,而陨其身。”《吕氏春秋·古乐》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

周代时期已有较多关于东夷之记载。如《宗周钟》铭文曰:“王肇遹省文武勤疆土……南夷、东夷具见,廿又六邦。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

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原地区与周边一些地区逐渐融为一体,一些“东夷”人亦逐渐消失。如《后汉书·东夷列传》载:“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淮河与泗水流域的“夷”在秦灭楚国后而消失。特别是秦灭六国后,伴随着大一统进程的完成,秦朝已经将原来的东夷地区,特别是东夷的主要发源地和聚集地——山东地区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自秦以后,“东夷”的地理范围逐渐推及至秦朝不能控制的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和东方海外的民族和国家。如《史记·朝鲜列传》载:“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卫满亡命,聚党千馀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后汉书·东夷列传》将夫余、挹娄、高句骊、东沃沮、濊、三韩、倭等地区及民族列入东夷,这些地区包括我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及东南沿海的国家及民族。此后,《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中仍立《东夷传》,记述内容主要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为主。宋代后,正史中中国以外地区则以外国或外夷为称,东夷亦被替代。

自夏代开始,东夷民族与中原地区就有了比较紧密的联系,东夷民族与中原民族亦逐渐开始融合。夏代末期,东夷人乘夏王朝衰微之际,逐渐向中原地区扩张,商代建立后,商汤曾出兵讨伐过内侵的东夷人,商王仲丁时代,东夷当中的蓝夷又与商王朝发生矛盾,“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商代后期,东夷人又趁商朝衰弱之机,又侵入中原地区,并定居下来。

到西周时期,东夷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加深。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群雄割据,东夷人已无自己的邦国,其居住地区已成为大国争夺的对象,“淮、泗夷皆散为民户”,东夷人已经成为诸侯国正式编民。从战国晚期到秦王朝统一六国的这一段时期,先秦时期分布在华夏族东部的东夷已经基本融入华夏族,成为华夏族重要的组成部分。曾经居住于以“海岱惟青州”为核心地区的东夷民族最终消失于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之中。

(二)东夷文化的萌芽

文化的本质是人化或人类化。有了人,就开始有了历史,也开始有了文化。因此,东夷文化的产生与东夷人的起源实质上是联系在一起的。根据考古发掘证明,东夷地区最早的人类活动是从距今约60万年前的山东临沂沂源县的沂源人开始的。从猿转变到人的转变,是这是两大物质形态之间的转变,是生命物质实现的质的飞跃,而东夷文化就产生于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

根据考古发掘,以“海岱即青州”为核心的东夷地区,先后产生了旧石器时期的沂源文化、旧石器向新石器时期过渡的临沭、汶泗文化,新石器时期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夏商周时期的岳石文化、珍珠门文化、南黄庄文化等。这一系列一脉相承的文化系列,不仅实现了东夷人由猿到人的转变,而且构成了东夷文化的萌芽与发展。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东夷文化的产生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是工具,约6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的沂源猿人,已经开始使用一些简单加工打制石器。从距今约2万年到1万年的临沭、汶泗人,已经处于由旧石器到新石器时期的过渡时期,他们已经使用磨制的细石器,虽然狩猎与捕鱼等采集活动仍是不可缺少的经济行为,但农业生产及家畜的饲养已经成为其重要的经济活动。按照人类活动发展的逻辑推理,伴随着农牧业的发展,其群体相对稳定聚集居住的时间会增长,因此,临沭、汶泗细石器文化居民,应该出现了按照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简单氏族制度,并具有了原始部落的雏形。从地域空间看,沂源猿人和临沭、汶泗人正处于泰沂山周边地区,属于东夷人的主要聚集区,从历史时期看,从沂源猿人到临沭、汶泗居民,完全处于旧石器的中晚期,从文化特征上看,沂源猿人和临沭、汶泗人已具有了一定原始部落文化。综合空间、时间及文化特征,我们可以认为从60万年前的沂源猿人打制石器文化到1万年前的临沭、汶泗人的细石器文化这一段时期,我们可以看做是东夷文化的萌芽时期。

距今约8500—7300年之间的后李文化,则标志着东夷人已经进入了新石器初期阶段。后李文化分布范围主要在泰沂山系北侧的山前地带,其遗迹主要有房址、陶、灰坑、灰沟和墓葬等。其文化特征主要有: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平面多圆角方型或长方形,面积一般30—50平方米,大者50余平方米。居住面有的经过烧烤,多发现灶址和一些陶、石器等生活用具。墓葬流行长方形土坑竖穴,排列比较整齐,个别挖墓室,均未见葬具。死者头向多朝东,有的向北。葬式多单人仰身直肢葬。多无随葬品,少数放置蚌壳,个别见有陶支脚。墓室一般长2米左右,宽在0.6—0.8米之间。陶器以红褐陶为主,红、灰褐、黑褐、青灰褐陶次之。制作工艺为泥条盘筑,器表多素面,器形以圜底器为主,仅发现少量平底器和圈足器。陶器纹饰以素面为主,较大型器物的口沿往往为叠唇,另外还有附加堆纹、花边纹、绳纹等。附加堆纹多装饰于釜的颈部和上腹部,其余纹饰多装饰于釜、罐、壶类器的口外。器类主要有釜、罐、壶、盂、盆、钵、碗、形器、杯、盘、器盖和支脚等。釜是后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类,石器数量较多,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共存,以打制为主。骨、角器和蚌器也有出土。骨、角器有鏊、镞、焦镖、匕、维、针、簪等,多敦通体磨光。蚌器有链、镰、刀等。后李文化遗址除了临淄后李遗址外,还有潍坊前埠下、诸城市六吉庄子等10多处。这些遗址绝大多数分布于泰沂山系北侧的山前丘陵和冲击平原上,海拔约40-50米左右。西起黄河,东至潍河,基本上呈东西带状分布。

总体来说,后李文化居民生活、生产活动还处于简单状态,但是其生活已经处于稳定定居阶段。农业生产亦有了相当的发展,一年中的谷物收成基本上可以维持生活。家畜饲养业在后李文化也有了很大发展,小荆山遗址动物遗骸中,貉、狗、羊、牛俱全,而尤以家猪为多。其中有6只已驯化的猪,及10多头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半驯化家猪。根据考古学者分析,后李文化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中,同时,一个聚落即为一个氏族,主要生产资料为氏族公有,而各家庭也有自己的部分财产。从后李文化的地域分布看,其主要分布于泰山周围,而这一地区正是东夷人的主要核心居住区。从时间上看,后李文化正处于由旧石器时期向新石器时期的过渡阶段。从文化特征上看,后李文化无论氏族制度、经济生活等方面,都比的临沭、汶泗人有了巨大的进步。因此,我们可以说,后李文化是东夷文化由萌芽向早期过渡的阶段。

(三)东夷文化的初步形成

山东大学考古学者栾丰实先生认为:“后李文化是比北辛文化更为原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两者的分布范围重叠,年代前后相继,文化内涵上又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因此,后李文化应是鲁北地区北辛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并非主要来源。”山东省石刻博物馆馆长王永波研究员说:“后李文化应是一种较北辛文化更早的、更为原始的考古学文化,北辛文化则应是承接后李文化或者后李文化的某些因素而发展起来的。”自后李文化开始,东夷地区在夏商周以前,又先后经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直到夏商周时期的岳石文化、珍珠门文化、南黄庄文化等,这一时期也可以是说是东夷文化的初步发展时期。

北辛文化距今7400—6400年之间,因山东省滕州市北辛遗址最为典型而得名,其主要分布于泰沂山系南北及江苏省淮北地区古东夷人居住地区。此外,北辛文化还包括了以“海岱惟青州”为核心的莒县、临沭、青州、济南、张店、邹平、章丘等东夷人居住区。在文化特征方面。北辛文化已形成完整的聚落,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墓葬流行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无葬具,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骨、角、牙、蚌器十分发达,制作工艺以磨制为主。北辛遗址的石器种类很多,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石器只占全部石器的五分之一。打制石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器身扁薄、平面略成梯形、横剖面为扁椭圆形的石斧,磨制石器以石铲数量最多,其次还有刀、镰、斧、锛、凿、磨盘、磨棒等。陶器按质地可分泥质、夹砂(蚌)两种,以夹砂(蚌)陶为主。作为炊器、盛储器的鼎、釜、罐等都属夹砂(蚌)陶。泥质陶主要为碗、钵等。

从空间分布看,北辛文化处于东夷人核心居住区周边。从时间上看,属于山东省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从文化特征上看,北辛文化遗址包括灰坑、窖穴、墓葬在内面积约2600平方米,有各类石器、陶器、骨器、蚌器等文物2000余件,其中一件陶器的底部还发现了一对酷似鸟足的刻画符号,这被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誉为“文字的起源”、“文明的曙光。”此外,北辛文化时期,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所有制形式由氏族公有制开始向家族私有制转化。黄河下游地区从北辛文化开始,就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亲族族文化区。自此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尤其是山东及苏北地区一直保持着与黄河中上游相区别的相对稳定的历史文化传统,直到公元前15世纪前后商人尤其是以后的周人的侵入,才使得这个地区自成系统的文化传统逐渐被瓦解,其中的一些因素,则被融入商周文化之中。综上说明,新石器时代初期,以北辛文化为主要代表的东夷文化已初具“文明的曙光”,奠定了后期东夷文化的发展走向。

(四)东夷文化的基本形成

继北辛文化之后,在北辛文化分布区域又出现了与北辛文化的文化面貌有很多共同之处的大汶口文化,两者甚至在多个遗址存在叠压关系,可以说,北辛文化为大汶口文化所继承,二者是同一族属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

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200—4600年,因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泰山周围地区,包括淄河、潍河流域为中心的潍县、安丘、诸城、广饶地区,沂河、沐河下游的苏北地区,胶莱河以东的胶东半岛地区等。从文化特征看,大汶口文化的房屋有圆形半地穴式,屋顶为木质的原始梁架结构,呈圆锥形。墓葬以仰卧伸直葬为主,有普遍随葬獐牙的风习,有的还随葬猪头、猪骨以象征财富。大汶口文化以农业经济为主,主要种植作物为粟,农业生产工具有石铲、鹿角锄等,木质农具有如耒、耜等,兼营畜牧业,饲养猪、狗、牛、羊、鸡等,也从事狩猎和捕鱼业,狩猎和捕鱼工具为骨镞、角质鱼镖、网坠。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制作工艺在不断发展。早期以红陶为主,中期盛行灰陶,陶制品的种类明显增加。晚期则以黑皮陶为主,陶胎为棕红色,少量为纯黑陶。轮制技术的广泛使用使陶器制作获得长足的发展。在晚期制陶工艺中,发现了新的制陶原料,出现了质地坚硬、胎薄而均匀,色泽明快的白色、黄色、粉红色陶器,统称为“白陶”。大汶口文化中使用的陶文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文字。陶文的产生和使用,为甲骨文、金文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大汶口文化中手工业如制石、制玉、制骨等已经比较发达。

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200—4600年,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阶段距今约6200—5500年,中期阶段距今约为5500—5000年,晚期阶段距今约5000—4600年,整个大汶口文化前后延续了1600年左右的时间,因此,大汶口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后期。在大汶口文化的后期墓葬中,出现了夫妻合葬和夫妻带小孩的合葬,它标志母系社会的结束,开始或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其后期阶段,社会已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私有制逐渐形成,整个社会已接近阶级社会的门槛了。

大汶口文化之后,继承大汶口文化族属及源流的是龙山文化。龙山文化距今约为公元前4500—公元前4000年,因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被发现而得名,龙山文化又有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类型,以山东龙山文化最为典型,主要分布范围包括山东省中、东部。从文化特征看,龙山文化时期的居民建筑,主要有长方形或圆形半地面式、圆形地面式和夯土台基地面式三种,其中夯土式建筑开创了中国古代夯土建筑的先河,为后来各种大型宫殿的建筑奠定了基础。墓葬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葬制一般为单人一次葬为主,葬式一般为仰身直肢葬为多,头向不一,以头东脚西者居多；死者有头骨枕部人工变形、拔牙和手握猜牙等习俗。龙山文化中筑城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普遍采用挖槽筑墙和原始夯筑技术筑城。其城堡有高耸的夯土城墙环绕,城内是面积巨大的建筑群,统一的布局,构成一个完整的建筑群体,城外围绕着一条护城河。其中以山东寿光县边线王村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堡遗址为代表,面积达5.7万平方米,为龙山文化中城堡之最。城堡建筑都远远超过了此前的部落建筑,可谓建筑艺术上的一个飞跃。龙山文化以原始农业为主以粟作为其主要农作物,生产工具则有扁平穿孔石铲、蚌铲、骨铲、双孔半月形或长方形石刀、蚌刀、石镰、带齿蚌镰等,说明当时农业经济的繁荣。农业以外,兼及渔猎、家畜饲养,因所在地区濒临大海,渔业在经济生活中占一定比例,狩猎对象则以鹿类为主。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牛、羊等,家禽有鸡,并且当时已能进行猪的人工繁殖。其陶器制作普遍采用快轮,造型规整,器壁薄而均匀,特别是漆黑光亮、薄如蛋壳的泥质黑陶更具特色,其陶质极其细腻,漆黑铮亮,造型简洁优美,敲之有金属之声,堪称稀世瑰宝,当时制玉工艺已专业化,能生产精美的玉质礼器。

从空间分布上看,20世纪早期,李济、傅斯年等学者都认为龙山文化与东夷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中期,刘敦愿先生提出“‘典型龙山文化\’即以太昊和少昊两族为主体的凤姓东夷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20世纪80年代,严文明先生指出“山东龙山文化属于远古夷人的文化。”因此,龙山文化承大汶口文化之后属于东夷文化毫无疑问。从时间上看,龙山文化距今约为公元前4500—公元前4000年,与夏朝的立国时间相当。在龙山文化中,越是较大的墓葬随葬品越多,有的已开始出现用活人殉葬的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化的逐渐扩大,等级差别越来越大。伴随着贵族统治阶级以掠夺自然资源和他人劳动财富而引发的战争,部落的防御性城堡设施纷纷涌现,物质文明及制度文化的发展都说明,龙山文化已进入奴隶社会的前夜,东夷文化已基本形成。

(五)东夷文化的发展

山东龙山文化之后,学术界基本上认为,夏商时期的岳石文化承接了山东龙山文化族属与源流。岳石文化距今约3800年——3450年,处于夏代与商初之间,因在山东省平度市东岳石村而得名。其分布范围比较明确,以泰沂山为中心,北起鲁北冀中,向南越过淮河,西自山东最西部、河南省东部一线,东至黄海之滨。郝家庄类型是岳石文化的一重要类型,主要遗址有平度市东岳石、青州市郝家庄、潍坊市姚官庄和鲁家口、昌乐县邹家庄、诸城市前寨等。在文化特征方面。岳石文化的房屋结构主要为半地穴式、地面式和台基式建筑三种,地面建筑多挖有基槽,亦有直接在地面挖洞立柱者,面多铺红烧土,坚硬平整,是这一时期建筑的一大特色。灰坑发现较多,平面形状有圆形、椭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等。岳石文化的房屋建筑技术有所进步,出现了版筑技术,开始出现以集束棍为夯具的夯筑技术,夯层厚度规整而均匀,坚固耐用,延续时间较长。岳石文化时期的大多数陶器为泥质灰胎黑皮陶和夹砂红褐陶,都采取了先进的轮制方法,火候也比较高,普遍饰有凸棱数周而形成独特的风格。岳石文化的夹砂陶草率粗糙,泥制陶古朴精致,两者反差甚大,是岳石文化陶器的重要特征。其他诸如盛行子母口、凸棱、唇边外凸或叠唇、器物转折圆钝以及器底周缘外凸的作风,均构成了岳石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征与风格。岳石文化的生产工具中主要是用石、骨、角、蚌制作的农具；角器有镞、锥和带倒刺的鱼鳔:蚌器有镞与镰；还有陶纺轮和网坠。上述生产工具说,采集与渔猎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一定地位。岳石文化遗址中出土有青铜锥、镞、小刀和青铜残片,说明岳石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

从分布空间上看,岳石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胶东、潍坊、淄博、济宁、临沂等地区,其分布范围与龙山文化大致相同。赵朝洪先生也在比较了山东龙山文化与岳石文化的异同之后,认为虽然二者在文化面貌上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区别,但在陶器、石器方面存在着渊源关系,且分布范围大致重合,因此岳石文化应该是在龙山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吴玉喜将岳石文化分为三个地方类型,即照格庄类型、尹家城二期类型和郝家庄类型,并探讨了各类型的形成原因。认为岳石文化的三个地方类型均主要继承了当地龙山文化的传统,其中尹家城二期类型与尹家城一期龙山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最为明显。因此,可以说岳石文化承大汶口文化之后是属于东夷文化的。从时间上看,岳石文化距今约3800年——3450年,处于夏朝至殷商早期,这时中国已经处于奴隶社会早期阶段。根据豫东龙山文化的造律台类型,与鲁西平原的梁山青堌堆等岳石文化遗址所反映的面貌是一致的,说明夏代建立后,中原文化迅速东进,其中主要是商族势力向东的发展,受到商族的排挤,岳石文化的一些氏族向淮河一带迁徙,而泰沂山以东则继续发展着岳石文化,这也表明随着中原王朝的建立,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逐渐开始加速,这也标志着基本成型于奴隶社会前夜的东夷文化,在奴隶社会早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岳石文化之后,与岳石文化有地层叠压关系,年代上前后相衔接,承接岳石文化族属与源流的是珍珠门文化。珍珠门文化因在山东长岛县珍珠门遗址而得名,其时间与殷商早期到西周中前期相当,主要分布于胶东半岛中部以东地区,目前所发现的属于珍珠门文化的遗址主要有长岛珍珠门、烟台芝水、潍坊会泉庄、姚官庄、狮子行、青州赵铺、寿光火山掉、达字刘、尚宋台、前曹庄、昌乐郞家庄、蒙阴县西长明等遗址。在文化特征方面。珍珠门文化房址较少,大多为季节性的棚屋遗迹,平面呈圆形,底面平整,一般铺一层海沙。灰坑多为圆形直壁平底,有面积较大者可能作为临时性住房。墓葬较少,分石棺墓、石椁墓和土坑竖穴墓,多为单人墓。石椁墓是在长方形墓穴四周用不规则石块筑成椁室,一般筑两层,内壁砌碎石,底部则不铺石,顶部用较大石板铺盖。石棺墓与石椁墓形制基本相同,只是底部用石块铺平。土坑竖穴墓,为长方形,单人葬。陶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继承自岳石文化并构成珍珠门文化主体的夹砂素面褐陶系,器形主要有鬲、赢、鼎、盆、罐、簋、瓮、碗、杯和器盖等；另一类是商文化因素的泥质灰陶系,但数量极少,器形有鬲、簋、盆、罐、豆等。夹砂陶以泛红、灰或黑的褐色为主,火候不均,颜色斑驳,器表以素面为主,多有篦状刮抹纹,另有按窝纹、指甲纹,个别乳钉纹、附加堆纹,流行卷沿、圈足作风。从分布空间上看,主要分布于胶东半岛中部以东地区,其与岳石文化有地层叠压关系,属于东夷地区无疑。从时间上看,珍珠门文化与岳石文化前后相衔接。严文明先生认为,这类以素面鬲为代表的遗存年代大致相当于商代,与岳石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又受到早商文化的一定影响,它应当是商代夷人的文化。韩榕先生在探讨岳石文化的去向问题时,认为这类素面袋足鬲所代表的遗存是岳石文化之后胶东的一种“地方文化”或“土著文化”,应是商代的夷人文化。珍珠门文化融合了同时期的商文化或周文化因素,但前者因素始终占主导,其族属应为商周时期的东夷文化系统。

在珍珠门文化晚期被同样位于胶东半岛地区的南黄庄文化所承接,南黄庄文化因在山东长岛乳山南黄庄遗址而得名,其时间与西周中期到西周末期相当。与珍珠门文化相比,其主要分布区域进一步向东,主要为胶东半岛中部以东地区。从文化特征看,居址平面多为不规则椭圆形和圆角长方形。墓葬主要为石棺或石椁墓,用不规则石块砲筑,有的墓内有木棺,墓顶用大石板封盖,其上再压积石。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头向多东西向,牵南北向。陶器主要为夹砂或夹云母陶。陶质疏松,制作粗糙,多为手制。陶色多为红褐色,其次为灰色和褐色。纹饰以素面为主,少量的绳纹、堆纹、弦纹、乳丁纹、刻划纹等。器类主要有高、鼎、罐、覷、簋、碗等。高多为袋足低档鬲和鼎式折沿、鼓腹,足低矮,甚至不见。

从分布空间看,南黄庄文化仅限于更偏远的胶东半岛东南一隅,生存空间更为狭小。从时间上看,南黄庄文化的年代与西周相当。《后汉书·东夷传》载:“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百余年。武乙衰蔽。东夷寝盛,随分遣淮岱,渐居中土。”《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於齐营丘。东就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太公至国,脩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建立后,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碰撞交流越来越紧密,伴随着中原王朝版图的不断扩展,东夷文化要么与中原文化所融合,要么其分布地区越来越狭小。至西周末期,以“海岱惟青州”为核心居住区的东夷文化,仅剩下分布于胶东半岛东南一隅狭小地域内的南黄庄文化。南黄庄文化文化构成中,袋足鬲、鼎式鬲、甗、簋、碗等器类与珍珠门文化均有承袭关系,而其数量较多的罐与周文化的同类器非常相似,是受周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同时,从邻近的、时间上大体相同的周文化遗址中也很少发现南黄庄文化的因素。这说明南黄庄文化被动接受周文化的影响,东夷文化的发展已进入尾声。至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大国争霸,东夷人逐渐成为大国发展生产,对外作战的正式“编民”,东夷文化日益被同化进华夏文化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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