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患者口鼻,麻醉 青岛5名驰援武汉麻醉医生加入“插管敢死队”与死神赛跑,

刚刚结束插管工作的冯伟。文/半岛记者齐娟图/受访者供图

给患者麻醉后,打开患者口腔,30秒迅速插管,这是医生对患者所有操作中离病毒最近、最危险的步骤。来自青大附院麻醉科的冯伟和其他4名医生组成武汉插管“敢死队”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与死神赛跑,以最快速度给重症、危重症患者插管,争取活命的机会。

2月27日晚10点,在给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一个病区的新冠肺炎重症病人成功实施气管插管术后,冯伟拖着疲惫的身躯乘坐班车到达9公里外的住处准备休息。刚上完十二个小时的班,一个突然危重的病人急需插管,他又乘坐班车,20分钟后再次冲进隔离病房。

5名医生

解决前线“大难题”

2月8日元宵节的夜里,青大附院连夜集合132名医生和护士出发驰援武汉前线。其中,麻醉科派出5名医生,分别是冯伟、柳国强、张孝田、唐润栋和衣选龙。

“来到前线后才发现,其他医疗队很少有带麻醉医生过来的。同济医院这个院区的麻醉医生人手不够,我们医院来了5名麻醉医生,解决了很大问题。”来自青大附院市南院区麻醉科,同时也是5人中的队长冯伟告诉半岛记者。

青大附院所在支援医院为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目前专门收治新冠肺炎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医院2月9日开始接收病人,分为16个普通病区和1个ICU病区,来自全国的17支医疗队进驻并整建制接管,青大附院132人医疗队接管E1区10楼的一个病区。

因为接收的病人几乎都是重症和危重症,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抢救生命、降低死亡率。一些有基础病、脏器损伤、多脏器损伤的患者,体内血氧浓度变幻莫测,专家们要提前预判患者的发病趋势以及恶化倾向,在一些重症患者有转危重症患者的趋势之前,要尽量提前插管。

驰援武汉前,很多医疗队对武汉同济医院的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带了很多呼吸、危重科以及ICU的医生和护士,却很少有麻醉医生,而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的大量麻醉医生也已经分派到其他医院开展救治,医院只能整合医疗队少有的几名麻醉医生,组成插管小分队,为整个医院的患者提供急救插管支持。

就这样,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冯伟等5名麻醉医生、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3名麻醉医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名麻醉医生、山东大学第二医院2名麻醉医生以及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剩余6名麻醉医生,外加2名麻醉科护士,20人组成最终插管“敢死队”。青大附院的医生人数占了“敢死队”的四分之一,大大缓解了前线麻醉医师人手紧张的问题。之后,同济医院组织这些“宝贵的”麻醉医师进行讨论,连夜研究制定工作模式、流程和方法,还特地建立一个微信群,关于新冠肺炎的救治方案、给患者插管时的操作流程以及一些防护强调都发到了群里。大家一边学习一边在群里探讨插管过程中容易遇到的问题。迅速集结后,大家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冯伟平时工作是和其他医疗队的麻醉医生搭档,与原来的同事见面很少。但他空闲时,总是一遍遍地给他们强调插管流程、防护中的注意事项等。刚开始进驻武汉同济医院时,由于在ICU的危重症患者和重症患者大部分没有进行有创呼吸供氧,冯伟等麻醉医生肩上的任务变得重了起来。截至目前,青大附院5名麻醉医生已为40余名患者实施插管,大大提高了患者的生存几率。

鲜为人知的是,麻醉医生要面对的感染风险是非常高的。在为患者进行气管插管时离患者口鼻几乎零距离,操作中,患者从体内排出的二氧化碳携带大量病毒,有时候患者口腔中也会出现一些分泌物。

“有的同行称我们为‘死队’,是因为插管危险性大,主要怕气溶胶感染,高浓度的病毒在密封的环境中分散开来。我们在这种环境下,感染的可能性非常高,这就要求我们的防护标准非常高、非常严格,三级防护穿戴后还要再戴上防护头套,才能进去操作。而且整个操作过程时间也非常紧迫,我们尽量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操作,减少感染风险。”冯伟说。

12小时

为5例危重患者插管

因为人手少,所以每个班次的工作时间为12小时。青大附院市南院区麻醉科的柳国强也是插管小分队中的一员,工作量最大的时候,他和来自上海瑞金医院的麻醉医生进行搭档,在12个小时里为5例危重症患者实行了气管插管术。这就意味着柳国强要一直保持紧张、高效的状态,克服重重困难和阻碍,给每位患者进行快速插管,为他们抢得生存希望。

“插管是我们麻醉科医生的看家本领,平时做得已经熟练得不能再熟练了,简直小菜一碟。但穿上厚厚的防护服后,再加上护目镜、玻璃面罩和头套,简单的操作也变得复杂起来。”柳国强告诉记者。

因为每天近距离接触患者的口鼻,产生气溶胶感染的可能性较高,因此医护人员必须做好充分的防护措施来保障安全。同济医院也建立了严格的安全管理制度,每天安排一位工作人员在麻醉医生进入隔离病房前对其进行防护检查,确保所有防护都到位,没有任何暴露的地方,才能放行。每位麻醉医生要穿三层隔离衣、一层防护服、四层手套、四层鞋套,除此之外,面部还要戴上护目镜、玻璃面罩和一层头套,密不透风的装备,让柳国强觉得自己的视觉、听觉和触觉明显下降。

“平时准备东西,给患者储备氧气,再打麻药、插管上呼吸机需要十几分钟。现在操作时间大大延长,但是患者耐受性差,氧储备少,插管过程的时间又不能减少,给我们带来了挑战。”柳国强介绍,因为防护服不透气,穿上去很热,呼出的气体跑到护目镜上凝结成雾会阻挡视线,有时看患者喉部情况的过程成为“盲探”,但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柳国强还是解决了这一问题。

有时候,柳国强需要给不同病区的患者进行插管,仅仅穿脱防护装备,就要花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一天下来,他常常全身湿透,筋疲力尽。但是在上完班回到住处后,柳国强没有将大量时间花在休整上,而是用来学习。他觉得这次能来前线,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关于新冠肺炎患者救治方案、对患者插管的操作流程以及为患者看超声心电图的操作,柳国强都一一归纳整理,并熟记于心。轮到他值班时,即使没有需要进行插管的病人,柳国强也不闲着,他利用医疗队带来的超声机给需要检查的危重症患者做超声,超声结果协助一线医生进行诊断,预判病情变化趋势。

“超声机有便携、实时、动态、连续、无创等几大优势,患者在床旁就可以进行检查,大大减少了交叉感染的几率,而且诊断结果也为一线医生的临床治疗提供了及时、准备的指导。”柳国强说。

高危30秒

离病毒源最近

“给患者戴上氧气面罩,先让他多吸氧,储备氧气,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再开始插管上呼吸机。”在ICU病房内,来自青大附院西海岸院区日间麻醉科的衣选龙和来自上海华山医院的搭档准备为一名85岁的危重症患者插管。衣选龙已经50岁了,是青大附院插管队伍中年纪最大的医生。这天他接手的患者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基础病,血氧饱和度才85%,情况很不理想,无创吸氧已经不能维持原本的生命体征,需要立刻安排气管插管。

按照规范的操作流程,衣选龙和搭档给患者先大量充氧,目的是将患者的氧气供给停掉后,患者体内储存的氧气可供患者维持生命。断氧后,衣选龙小心翼翼将镇定剂、肌肉松弛药、血管活性药等注射到患者体内,一分钟后,患者停掉自主呼吸。见药物起效后,衣选龙将患者口腔打开,把可视喉镜插到患者喉咙中,看到声门后,搭档将软管随即递上,仅仅用了30秒,衣选龙将管子成功插入、连上呼吸机,整个过程结束。30秒中,衣选龙可以清晰地看到患者喉咙,患者呼出的大量有毒气体弥散开来,扑到他的脸上,这是衣选龙工作过程中最高危的30秒。随后呆在屋子里的每一秒都充满危险,在高浓度的病毒气体中暴露的时间越长,医护人员被感染的风险越大。

因为华山医院所接管病区提供的隔离服有帽子,衣选龙将帽子戴上后比以往出汗程度更甚,给85岁患者插完管之后,有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几乎要晕倒在病房内。“我当时全身出虚汗,呼出的气体附着在护目镜上变成了雾气,视线模糊,加上透过窗户射出的光线,我一下头就晕了,若不是旁别人扶了我一把,我觉得马上就要晕倒了。”衣选龙说道。

虽然很危险,但是衣选龙早已习惯这种工作环境,并凭借多年的经验成功完成了一例例插管。“开始的时候,心里还是比较害怕的,毕竟离患者口鼻那么近,加上对这种病的传播能力不是那么清楚,自己感染了还好说,给医疗队带来麻烦就得不偿失了。后来,经过医院反复、细心的培训后,我有足够的信心做好了防护,也就没那么怕了。”衣选龙介绍,给病人快速实施插管,一方面是减少医护人员暴露在高浓度病毒环境中的时间,更重要的是给新冠肺炎患者节省时间。新冠肺炎患者由于肺部感染,氧气交换功能、身体储存氧能力都差。时间一长,缺氧会给患者带来致命的危险。抢时间,与死神赛跑,为患者接一口气,这些“使命”深刻地刻在衣选龙脑子里,即使再难,也毫不退缩。

之后,衣选龙将自己插管的经验发到小群中讨论,其他队员也纷纷参与。小到一块纱布的使用、插管姿势的调整,大到护目镜的防雾处理、插管时机的把握……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不放过每一个细节,争取将风险降到最低。

“有了经验后,插管时我就和搭档分头行动。搭档先进病房准备工具、药品,另一个人在外面等待,等待时尽量坐在板凳上不动,减少出汗。等搭档准备结束了,我就进去打麻药插管,这时候我的护目镜能最大程度地保持清晰,保障插管顺利进行。”衣选龙介绍道。值得一提的是,衣选龙的爱人是青大附院西海岸院区的一名妇科医生,女儿在南方医科大学读书,也是学医。一家三口与医学结缘,对医生这个职业的信仰也更加坚定。“我爱人和女儿一直都很支持我,她们相信我一定能够做好防护,也能够将手头工作顺利完成,不负使命。”衣选龙说道。

口鼻渗血

带来“生死”考验

和衣选龙一样,插管队伍里的张孝田也是青大附院西海岸院区的一名麻醉医生。平日里,他主要在心外科等手术间配合外科医生给患者进行麻醉。

如果说插管过程中,患者呼出的气体含有高浓度的病毒,较容易产生感染,那么张孝田一次特殊的插管经历可以说更具危险性。在华山医院接管的病区内,一位危重症患者前期插管后,管道移动错位,一线医生马上叫来了当天值班的张孝田和来自瑞金医院的麻醉医生,进行重新插管。危重症状态下的患者由于抗体反应过度,出现“炎症风暴”,全身器官衰竭,血凝功能差,口腔中开始出血,这种血分泌物的感染性极强,如果操作中不小心,沾上分泌物,给医务人员心理和身体带来的威胁将是巨大的。“如果说患者从口腔中呼出的气体病毒浓度高,极具危险性,那么碰到患者的血液,危险则是致命性的。这应该是我最危险的一次插管过程,至今还记忆犹新。”张孝田告诉记者。

患者口腔中渗血,随后鼻中也轻微渗血,但插管是需要患者口腔中无异物,才能看清声门的位置再下管。患者身体状况虚弱,不能再拖。没有时间担心自我安危的张孝田拿起护士手中的棉布开始清理患者口鼻中的血迹,等血迹清理得差不多后,他通过可视喉镜看到患者声门后,迅速将管插下,管子顺利插入,连上呼吸机,患者血氧饱和度逐渐回升:70%、75%、80%,一直到90%左右,张孝田紧绷的神经才松下来。

这具有高风险的一次经历,患者最终得救,张孝田也仿佛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

早在刚到同济医院的时候,张孝田与来自瑞金医院的搭档就曾在重症病房内呆了6个小时,成功为6名患者实施插管。初期,医院对患者插管数量预估不准,大量患者被收治进来后,插管患者增加,但医院准备的呼吸机和药物不够。6个小时里,张孝田和搭档慌乱中顶住压力,一边盯着患者病情的变化,对其进行心理辅导,一边与医院沟通协调,启动备用机器和药物。密封的隔离衣内,呼出的气体模糊了护目镜,流出的虚汗浸透了隔离衣,而张孝田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少走动,“那次慌乱的6小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不过最后我们都克服了,从病区里走出来,几乎快支撑不住了。”张孝田说。

病患减少

主动归纳患者病历

20人组成的插管队伍被其他医疗队同事称为“敢死队”,这也充分显示了插管工作的危险性。

来自青大附院崂山院区麻醉科的唐润栋是5人里面年纪最小的,1986年出生的他老家在潍坊,因为上前线走得着急,加上怕父母担心,唐润栋选择“隐瞒”父母,只把出征的消息告诉了同是医务人员姐姐。

“不敢告诉父母,不过亲戚通过媒体的报道看到了我的名字,我想父母现在应该也知道了。”唐润栋告诉记者。对于被同行们称为“敢死队”,唐润栋显得比较冷静,因为他相信麻醉与插管技术是麻醉医生的看家本领,加上自己严格遵守安全管理制度,防护措施做得到位,感染几率是非常小的。

但在给一名80岁老人成功插管时,唐润栋还是感到了些许压力。老人年纪较大,有多种基础疾病,病情变化也比较快,面罩吸氧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患者体内氧气所需,急需插管供氧。“当时他的血氧饱和度只有不到50%,很危急。看到情况后,我一度紧张,脑子里都是想着在怎么快速给他插管,把他救过来,即使有暴露的风险,也忙的一概不知了。经过一顿操作后,老人血氧饱和度慢慢回升,生命体征也趋于平稳,我心中的石头也算落了地。”唐润栋告诉记者。

唐润栋始终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我们除了政府的支持,还有青大附院这个大后方,有了困难,医院领导都会给我们解决,让我们没有了后顾之忧。”唐润栋说。

这几天,需要插管的患者慢慢减少,唐润栋、冯伟、柳国强、衣选龙和张孝田主动承担起归纳患者病历,总结患者病况等相关工作,总之,一刻也不想闲着。他们说,作为一名医生,也作为一名青大附院人,骨子里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那就是治病救人,战艰取胜,期待“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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