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青：神灵考古与早期中国

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铜牌饰日照两城镇出土玉圭线描图□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早期中国”是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始于距今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下至商周时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我们的先祖，有着怎样的神灵崇拜，他们的精神世界又有着怎样的风景？

近日，山东大学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青先生的新著《远方图物：早期中国神灵考古探索》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王青教授20多年写成的以早期中国神灵考古为主题的文章20篇。这些文章以考古出土的玉器和青铜器为基本素材，结合古代文献记载，集中探讨了早期中国的神灵崇拜及其演变历程，深入探索了这一阶段精神信仰和艺术传统的形成过程，填补了神灵考古领域的研究空白。

何为“神灵考古”

记者：对我们非考古专业的人而言，考古总是和文物和历史联系在一起，“神灵”却让人感觉虚无缥缈，“神灵考古”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王青：这要从我国考古学的发展说起。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物”，很少涉及文物背后的思想和信仰的研究，即使有研究也会被视为“异端”。但是随着考古学的深入发展，新世纪以来的考古学已经不再停留在对文物表面的观察，而是开始进一步深入研究文物背后体现的精神文化，精神文化考古随之诞生。在这一背景之下，我提出了“神灵考古”的概念，认为是属于精神文化考古的一个研究领域，其他领域还有宗教考古、美术考古、文字考古等。

以这本书而言，我基本都是围绕神灵形象和和神灵崇拜这两个重点写的，而这两个重点也应该是神灵考古的基本内涵。这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的玉器，以及夏商周时期的镶嵌铜牌饰等铜器，通过研究和复原刻画在这些器物上的兽面和饕餮神灵，来探索早期中国的神灵崇拜及其演变过程。另外，这本书涉及的时间跨度为史前至三代（夏商周），在我国历史学界往往统称为先秦时期或上古时期，而在目前的考古学界，研究史前考古和三代考古的学者往往是各自为战，互不相通，我以早期中国为时间范围，是希望通过对玉器和青铜器上的神灵形象研究，将史前和三代这两个时间段打通。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完整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发展历程。

记者：这些玉器和镶嵌铜牌饰身上刻画的神灵形象，反映了当时人们怎样的精神文化面貌？

王青：本书的各篇章使用了兽面、神面、神像、始祖神和祖先神等不同名词，都是当时人们顶礼膜拜的神灵形象。我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古时期盛行交感巫术，信奉“万物有灵”，相信人可以与自然界的物体和现象相互交感相互作用，以此来获得操控大自然的神秘法力。所以就产生了独特的以象形与转喻、对称与拆半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来制作通神法器。具体就是在各种玉器和青铜器的表面装饰繁缛神秘的神灵形象，来赋予各种器物通神的法力，这些器物就成了沟通人间与神界的法器。显然，交感巫术是一种神秘的、不受逻辑规律支配的原始思维方式，不同于现代的科学逻辑思维。但正是这种原始又神秘的思维方式造就了早期中国的精神信仰和文化传统。我这本书就是想通过神灵考古这一视角，对早期中国的精神信仰和艺术特点做些研究和思考。

记者：书名“远方图物”，是不是指早期中国的神灵形象？

王青：没错。我个人比较钟意《左传·宣公三年》中的一段话：“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张光直先生主张其中的“物”是“牺牲之物”，即协助巫觋沟通天地民神的神话动物。那么，“图物”就是描画各种神话动物即成神灵形象。这段话准确点出了早期中国对神灵崇拜的基本动因，所以我就选了“远方图物”作为书名的正标题，副标题再加上“神灵考古”就名正言顺了。

沟通天地的神巫世界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早期中国的神灵形象的？

王青：这要从我在山大的求学经历讲起。1972年刘敦愿先生创办山大考古专业，是全国高校创办最早的考古专业之一。1986年我上大学，刘先生就快退休了，只给我们班上了一学期的课，老人家矍铄健谈，我非常喜欢他，退休之后还常去找他请教问题，知道了很多故事。刘先生1963年在日照两城镇遗址发现了一件龙山文化玉圭，觉得上面的兽面纹特别重要，和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形象一定有渊源关系。刘先生很快写成论文投给《考古》杂志，但当时的编审认为这件玉圭的年代应在商代，不能早到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因此没有发表。随后“文革”开始，《考古》停刊，一直等到1972年《考古》复刊了，才刊发了刘先生的文章，文章迅速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关注，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件玉圭上雕刻的兽面纹为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找到了源头，意义重大。

刘敦愿先生的这篇文章，让我对玉圭上的兽面纹产生了浓厚兴趣，1994年，我又拜读了杜金鹏先生讨论临朐西朱封大墓出土玉冠饰的文章，才知道原来流散到海外的兽面纹玉器已有很多。受这些资料和二里头遗址出土镶嵌铜牌饰的启发，我就写了复原西朱封这件玉冠饰镶嵌纹饰的文章。2002年，我在英国伦敦大学进修时，又对流失海外的夏代铜牌饰资料做了详细收集和综合研究，引起广泛关注。由此开始了我对早期中国装饰神灵形象的有关玉器和青铜器的研究，至今已经持续了20多年。

记者：以您多年的研究，您觉得早期中国的神灵形象究竟有着怎样的内涵？

王青：通过研究我发现，早期中国的神灵崇拜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在五六千年前的史前时期就已经出现，到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玉器上的兽面纹普遍流行，可见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神灵崇拜是很发达的。后来又传入了中原地区，并演变成三代青铜器上装饰的饕餮纹。从兽面纹到饕餮纹，真切反映了早期中国的原始思维特点，也说明早期中国的神灵崇拜是一脉相承的。从这些图像上我们可以看到，早期中国的神灵是以艺术想象出来的兽面和饕餮为中心，将老虎、鳄鱼、蟒蛇、鸟、牛、鹿等各种动物的典型特征综合起来，赋予了它们超乎自然的神力。比如在良渚和龙山时期，兽面神灵主要是综合了鹰鸟的羽毛及鳄鱼的獠牙和足爪，到夏商时期又加入老虎的獠牙和大眼睛、蟒蛇的身躯，以及牛和鹿的弯角等，从而艺术性地创造出有名的“饕餮”大神。饕餮神灵应该就是夏商时期人们信奉的“最高神”，甲骨文中把这个大神叫作“夔”。古人相信，通过祭祀这些能沟通天地的神灵，就能实现消灾祈福的“世俗”愿望。可以这样说，以交感思维和各种法器来沟通天地人神是早期中国精神文化的重要内涵。

文明的移植与汇聚之路

记者：早期中国的神灵形象对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有什么样的启示？

王青：上世纪80年代，整个中国考古界掀起了对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热潮，但那时的研究路径多为西方传入的理论模式，从文明起源的四要素说（青铜器、城市、文字和礼仪建筑）到酋邦和早期国家理论均是如此。新世纪以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西方的理论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文明自身的历史发展道路，所以开始有了“早期中国”这一理论模式。尤其是最近十年来，学界围绕“最早的中国”问题进行的深入探讨，就反映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自醒。以我的神灵考古研究而言，我以为从以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期兽面神灵玉器，发展到夏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神灵来看，早期中国的神灵形象和神灵信仰是有着鲜明的自身华夏族群的特色的。我们知道在古希腊神话中，那些神的形象是比照人的形象而来的，他们的神是人的化身，而早期中国的神灵是神化了的动物，这说明中外历史道路的不同和精神信仰的本质不同。按照我的初步理解，作为政治文化即文明层面的早期中国主要有3项内容，即以礼器和礼制为中心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以神灵崇拜为中心的精神信仰和艺术传统的形成过程，以天下之中为中心的地缘政治观念的形成过程。那么，作为一个历史进程的早期中国就是“天下”对华夏文明即“中国”文明的逐渐融成与认同的过程，这一历史过程经过了从江浙（良渚）到山东（龙山）再到中原（夏商周）的区域转换，这就是我说的移植与汇聚之路。

记者：山东地区在早期中国的形成过程中有哪些特点和贡献？

王青：四千年前的山东龙山文化是兽面纹的起源地之一，也是早期中国神灵形象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日照两城镇遗址玉圭、临朐西朱封玉冠饰，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最复杂、最神秘的玉器之一，在全国都是很著名的龙山时期玉器代表作。而且山东龙山的神灵形象又是江浙良渚文化到中原夏商周的发展中介，对商周饕餮神灵崇拜产生了重要影响。90年前主持城子崖遗址发掘的李济先生就认为，龙山文化是殷墟文化的重要源头，后来山东又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都说明了山东地区在整个中国文明起源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有意思的是，我在早期中国玉器和铜器的研究中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就是发现了山东地区最早的古玉器鉴赏家，出现在战国时期的济南地区。1975年在千佛山北门拖拉机厂施工时，发现了一座战国晚期齐国贵族墓葬，墓中出土不少玉器，除了战国晚期的玉璧，大多数都是年代久远的老玉，包括十多件商代至西周时期的玉器，还有一件史前玉璇玑的残件，上面刻有鹰图案，反映了东夷人的鸟崇拜。这些老玉说明墓主人是一个很有品味的玉器收藏和鉴赏家。山东自古为礼仪之邦，有好古之风，此人可谓是最早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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