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魃》 小说与宗教的同体拉锯

朱西甯，本名朱青海，台湾小说家。生于江苏宿迁，祖籍山东临朐，一九四九年随军赴台。一生专注写作，以小说创作为主，兼及散文和评论。著有短篇小说集《狼》《铁浆》《破晓时分》《冶金者》《现在几点钟》等；长篇小说《旱魃》《华太平家传》等。 《旱魃》

作者：朱西甯

版本：理想国|九州出版社

2018年10月 朱天文，台湾作家、编剧，作家朱西甯与翻译家刘慕沙之女。

致敬辞

《旱魃》是一部迟到的作品。它的迟到，不是因为写作，而是因为阅读，在既定的文学史中，它被长久地忽视着。这部半个世纪前用山东土话写成的长篇之作，至今读来依然鲜明跃动、蓬勃生猛。它的书写传统是五四的，但比五四更多几层徘徊——对其批判的现实，作者提出了有情观照。它的素材是乡土的，但其中的思想却大大超越了乡土——作者为旱魃这个古老的传说注入了现代精神。它的人物血肉饱满而满含悲剧，它的语言强悍有力如激流飞瀑，情感的炽烈和天地的旱燥交织在一起，深切的同情与宗教的省思融汇在一处，成就了这部悍厉而悲悯的小说。

我们致敬《旱魃》，致敬它的作者朱西甯，他在漫长的寂寞岁月里对写作的坚守，对世界真实境遇的执着探求，使我们感受到一种深厚的生命理想。他的创作丰富而复杂，任何定义都难以概括其真貌，而当我们想要更深地探入其中时，我们触及的是整片大地。

这个人

温文外表与奔涌内在的强烈反差

朱西甯，对绝大多数大陆读者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但是说起他的女儿朱天文和朱天心，许多人却并不陌生。他给了他的孩子们最好的“文学养成”，自己的创作也渐渐臻于大成，只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却一直遭到种种误解和有意遗忘。

但朱西甯从未因此放弃过他的写作志业，他的大半生都在专注地写，不发一言地写。他去世时，与他同一条船来到台湾的同袍们曾回忆昔年一起赤身穿红短裤时，朱西甯是如何不放过一分一秒的空闲趴伏在铺卧上写作的。自朱天文、朱天心有记忆以来，也总是看到她们的父亲在简陋的小桌子上借着灯光奋笔疾书的身影。他对于文字，精心负责、近乎严苛，写《八二三注》时曾两度自毁其稿，《华太平家传》曾八易其稿，就在后者写到将要突破30万字大关时，全遭白蚁食尽，他又是从头来过。

朱西甯的所有创作都可以在他的童年找到源头。朱西甯的祖父本是清朝读书人，后来接触基督教后，举家受洗，成为传教士。他尤善于将圣经教义用中国本土语言讲出，以教化民众，却因此被视为异教，逐出临朐。朱西甯受家庭影响，自幼也是虔诚的基督徒。虽信奉基督教，但与其他传教士不同的是，祖父常用古代孔孟学说诠释基督教义，这在朱西甯的世界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我们今日看朱西甯的作品，总会发现种种强烈的反差，他的外表是如此温文尔雅，而他的内在又是如此血气奔涌。但在朱天心的眼里，这种反差是可思议的。“其实他是一个‘很寂寞的小男生’，他的灵魂的某一部分是冻住的，始终对外界充满了好奇。记得昆德拉这样描述卡夫卡，小说家拆掉他生命的房子，为了用砖石建筑另一个房子——小说的房子。我觉得父亲的血性也许都在小说里用完了，显得现实人生好像是在‘敷衍’地过。但他是那样地调皮、爱开玩笑，那种幽默、完全没有架子的平等，会使人忘记他的年纪。”

这本书

“怀乡作家”是一种偏颇的文学判断

在既有的文学史中，朱西甯总是会被贴上“怀乡作家”的标签。文学评论家唐诺反对“怀乡”这样简单的判定。

在唐诺看来，朱西甯的文学自觉和文学教养源于五四，推动他小说书写的并非怀乡式的慰藉，而是文学自有的书写传统。“我们的误解，来自这段历史的特殊性，还有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的大而化之和现实局限。”最清晰的实例莫过于《旱魃》，这部悍厉的小说，朱西甯“动用了数十万字不停歇不中断不眨眼的逼视一个设定于故土的相对简单故事，刀子一样剖进去”，这种“不停歇不中断不眨眼”甚至包括了小说的实际书写体例，《旱魃》就连长篇的素朴章节割分都没有，从第一字到最后一字仿佛一气写完。“我不认为可以用‘怀乡’来概括这个东西，因为如果怀念故乡，你不会是理性的，你不会载着这么强烈的自省，甚至带着批判与鞭打。”

朱西甯写作《旱魃》的这一阶段，笼统被评论者称为“铁浆时期”，以短篇小说集《铁浆》为肇始。张大春等人认为，《旱魃》已经突破了早期单纯描述和叙述的阶段，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现代主义因素。

谈到《旱魃》的先锋性，其责编、理想国文学主编黄平丽说：“《旱魃》给人这样一种感觉，里面的每个字你都认识，但组合起来就有一种很奇特的陌生感。它讲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但却用了一个巨大的长篇，完全靠语言撑起，这本身有其先锋性。它和《铁浆》不太一样，《铁浆》至少还是依照传统叙事模式写成，读来是容易的，而《旱魃》读起来其实是‘艰涩’的，它的叙事技巧、它的时空交织都会给读者造成某种阅读的困难。”

但朱西甯并未止于此。《旱魃》之后，朱西甯又大胆突破既有叙事模式，接连出版了《冶金者》《现在几点钟》《画梦记》等小说，默默进行着他的现代书写实验。因此学者陈芳明指出：“朱西甯是一位复杂的作家。所谓复杂，指的是他文学生涯与思维模式的曲折复杂。他的产量丰富，创作寿命又特别长，任何简单的定义都难以概括他的文学真貌。轻易把他划归为怀乡作家或现代主义作家，都会发生偏颇。”

这时代

他占据了文学史上一个很特殊的位置

从1952年的短篇小说集《大火炬的爱》到2002年的《华太平家传》，朱西甯共出版了20部中短篇小说集，7部长篇小说，6册散文集。他的创作历程长达半个世纪，每个阶段无不见证台湾文学发展的转折。可以说，朱西甯本身就是一部私人文学史。

读到朱西甯的作品，刘大任曾惊异在台湾“发现”了鲁迅与吴组缃的传人。他认为，朱西甯属于在台湾几乎失传的“灰色地带”传统，在这个传统中，“相对于人生的荒谬与世界的冷酷，一种拒绝妥协、拒绝投降的顽固意识似乎潜藏于深底，眼光从那个深度看出来，人性的幽微处，人际关系的真假虚实复杂面，暴露出来，构成了小说风景的实质内涵，这是过去正宗左翼小说里面欠缺的东西，也是当前流行的现代派、后现代派小说有意或无意忽视的东西。”

朱西甯的名字亟待被重估，诚如其责编所言：“今天出版朱西甯的作品，其意义在于对文学史空白的填补。以前我们并不知道他，在台湾他也是长期被忽略的。朱西甯其实处于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他想把基督教的普遍救赎意识与中国传统结合在一起，所以他的作品显得更慈悲、更有温度，而不是截然两分的黑白世界。”

答谢辞

《旱魃》这本书，其实是父亲的生长环境与宗教信仰的产物。照理说，作为虔诚的基督徒的父亲应该不会对他的信仰产生怀疑，可父亲又是一个天生的小说家，小说家有他的天命职责，这使得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提出了对宗教的质疑，这个质疑使得这本小说具有了很强的现代性。这是一个宗教家和一个小说家的矛盾，在莫言看来，这个矛盾却也是小说的福音。在我看，是小说家顺从了他的小说世界里的严厉法则，因此成就了小说，这是一个宗教家和小说家的同体拉锯，而很显然的，小说家战胜了也压倒了宗教家。

非常感谢父亲这本五十年前在台湾出版的书今天能在大陆出版，谢谢理想国，谢谢《新京报·书评周刊》，很高兴这本书能在岁末年终的盘整过后，能够被读者看见，被标记出来，让更多的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所知道。（朱天文）

采写/新京报记者杨司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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