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东鲁遗风在

明清时期,潍坊境内各县都先后创建书院,教育盛况空前,文风蒸蒸日上。诸城有沧浪书院、东武书院、观海书院等；临朐唐初就有李公书院,后又建朐山书院、朐阳书院、酉山书院等；安丘建有公冶长书院和柏露书院。

诸城

历任知县重教育十万人家尽读书

“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相传这是苏轼之弟苏辙吟咏诸城的诗句,明清时期,后一句曾被制成匾额,悬挂在诸城文庙的文昌阁魁星楼前,成为诸城、实际上也可以看做整个潍坊地区文教昌盛的写照。明清时期,潍坊境内各县都先后创建书院,教育盛况空前,文风蒸蒸日上。

清初诸城著名诗人李澄中曾赋诗《与公山游九仙书院》:“孙子何年去?空余此讲堂。云深丹灶冷,竹覆石坛荒。”九仙书院,在九仙山靴石村东,传为孙膑读书处,又称孙膑书院,始建年代无考,据乾隆《诸城县志》记载,此处相传为孙膑读书处。

明成化十一年,诸城知县阎鼐建沧浪书院。明嘉靖二十七年,诸城知县祝天保在县治南建东武书院。嘉靖时,周仝儒在县城东南六十里兰竹山北三官庙后创建周氏平冈书院。清道光八年,诸城知县刘光斗建观海书院。刘光斗每月朔望到书院考核学业,都精心准备膳食,颁发优厚奖赏,诸城文风为之大振。道光十四年,汪封渭任诸城知县,听断劝明,尤喜提携学子,每月都在超然台上考核书院学子,并亲自修改润色他们的文章。学子因此争相切磋琢磨,诸城文风也随之蒸蒸日上。道光二十五年,周壬福任知县,修葺书院,每月两次到书院考核,并精选学子优秀文章予以刻印,从优发放膏火,以示奖励,还创建杨公、崇文两义学。周壬福为书院和义学延请名师授课,并亲自督导师生的教学和学习情况,“士风文习,为之丕变”。同治十三年,观海书院进行了维修,光绪四年扩大了规模,增修瓦舍26间为考棚,并添盖房屋为学子居住。

临朐

唐初就有李公书院明代建成朐山书院

临朐早在唐初就有李公书院。据嘉靖《青州府志》等地方志记载,李公书院在临朐县西南,相传为唐李靖读书处,又说李靖随从唐太宗征闾左,在此阅《司马兵法》。李靖是唐代京兆三原人,精通兵法,随唐高宗、唐太宗南征北战,为大唐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官至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时称“出将入相”的文武全才。李公书院被当代学者认为是山东最早的书院,也是中国最早的书院之一。

李公书院属中国书院的早期形态,只是个人读书治学之所。临朐最早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是创建于明代嘉靖十年的朐山书院。山东提学副使陆釴在其《朐山书院记》中,对书院创建缘由、办学规模、教学层次、内部规制及运作情况做了详细的记载。“临朐当青齐万山中,地僻而民朴,俗粗犷难驯。”嘉靖十一年,陆釴来山东督学,到青州府后,召集属县学子进行考核,发现“朐之士多少锐而颖异,视诸邑为独盛。”陆釴开始对此颇感惊异,直呼“孰谓朐无士哉!孰谓朐无士哉!”陆釴后来了解到,临朐县自明宣德二年马愉中状元以来,其后一直寂廖无闻。县学圮而不修,士风颓而不振,以致数十年间,科举应考无人被录取。褚宝到临朐任知县后,“兴学起废,治先教化。又以储材在学校,而蒙养必先小学,乃仿古社塾遗意,创书院于邑城中。前为养正堂三楹,后为景贤堂五楹,翼以书舍十六楹,环以左右塾八楹。于是选民间之秀彦,立塾师以教之。朝钟暮鼓,聚散惟时。辨方书,正句读,吟诗习礼,考论名物器数。居处慎其与,长幼明其节,勤惰示其惩劝。令虽日事案牍不暇给,稍间,辄与诸生督课。时校艺而进之右塾,升之左塾,升之堂。升之堂者以需进于庠校。于是邑之士咸观感而向化。”到嘉靖十二年,巡按御史到临朐巡视时,大加嘉奖,为书院大门题匾“朐山书院”。当时“书院之设遍山左,然未闻以小学为教者。”因临朐基础教育薄弱,朐山书院从基础教育抓起,“以小学为教”,所收学生全为童生,“导之渐则本立,辨之微则几审,所以遏淫邪、防逸欲而正圣功”,临朐学子“侵淫道化,刻励磨淬,而日趋于仁义礼乐者,又勃然奋也。”朐山书院实行分层教学,以堂塾分成高低程度不同的三个层次,经考核由右塾而升左塾,再升于堂,升之堂者又可进于官学。分层教学便于因材施教、科学管理,也有利于提高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在创建书院的同时,褚宝还修学宫、兴社塾、劝讲学,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地方教育体系。书院学子、嘉靖二十三年进士迟凤翔盛赞褚宝“雅重文藻,修学造士,亲授讨论,科甲连芳,厥功浩浩”。另一位书院学子、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张邦彦在其《临朐旧令褚公生祠去思碑记》中称:“前此士人或鲜笃尚学,维今则既彬彬盛矣!”嘉靖二十六年任临朐知县的王家士重修门墙,新建讲堂。

清嘉庆十二年,临朐知县黄思彦捐资倡建朐阳书院。光绪《临朐县志》还记载,在县署南有酉山书院,但建置沿革情况不详。安丘

公冶长书院不教学主要用于祭祀先贤

在安丘西南有一座以“书院”为名的山,此山原不知何名,后因在此地创建了公冶长书院,故称其为书院山。

公冶长是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得意门生和女婿,相传书院山是其读书、授徒之处。明成化十三年,安丘知县陈文伟因公务往沂水,路过书院山,寻访先贤旧迹,发现此地环境优美,“环屋皆山,裂石出泉,树稳风不鸣,泉安流不响,地远市尘,而无车马骈阗之声,”“迹经千古,基丕道存,”儒学思想正可以借此地传之无穷。但当时只见“荒基三亩,苍苔古木,烟径藤萝”,“四壁俱废,一址独存”。于是,陈文伟利用前任知县谢缜原来备好的物料,组织工匠建起了公冶长书院。此后,书院曾经历代多次修复和增建。清康熙十五年,知县胡端捐资维修,当时所立《重修公冶子长祠堂记》碑,迄今犹存。到道光七年,书院“历年既久,俱将就倾”,辛天池、李政铎等在丁亥之春游公冶长祠,“慨其荒凉,毅然以修复为己任,乃纠邑之绅士敛财鸠工,不辞劳费,丹楹刻桷,中外修整”,时人称此役“诚崇正道之盛举也”。清道光二十八年,有自称公冶夫子后裔的公冶继诜,呈请安丘县衙,意图占山肥己。安丘士绅得知公冶继诜为人素无赖,遂联名申诉,结果官府“仍判归诸绅士管理,不许他人干预,自是而继诜觊覦之念遂息”。公冶长书院属不事教学的祭祀书院。“每岁春秋邑宰以少牢祭之,邑民亦不时具香楮恭谒。”地方士绅通过捐资捐田,确保了书院“祠宇修整,祀事有常”。公冶长书院虽然只承担祭祀先贤的功能,无教学活动,但它对彰显中华文明的主流和正脉、孕育地方崇儒重教的民风良俗,意义深远。

据民国《安邱新志》记载,安丘明末廪生王奇珍在岞山建柏露书院,康熙三年进士王训曾重修。柏露书院“后枕层岗,前俯潍水,环古柏数十株,读书其中,多有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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