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开战端 北洋军侵占两县

民国时期的羊角沟。《民国日报》相关报道。6月6日,袁世凯病亡,消息第二天才传到潍县；6月9日、10日,孙中山连发两封电报,要求东北军停止军事行动,等待大局解决。东北军驻潍县、高密、昌乐、诸城、临朐、安丘各部静止待命,张树元却乘机派兵,夺取了临朐、安丘县城。

革命军罢兵等待北洋军磨刀霍霍

袁世凯病亡、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讨袁目标骤失,讨袁军与北洋军的对立已经不复存在,各方开始考虑善后事宜。6月8日上午,在济的东北军、山东护国军及各方面代表,陆续赶到济南山东饭店,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据《申报》报道,东北军代表余钰,山东护国军代表夏述唐,以及邱子厚、刘大同、班麟书、王宪之、丁子作、江堑、曾与吾参加了会议。大家一致赞成早日息战,达成和平,并派员赶往上海,向孙中山、黄兴、唐绍仪等要人汇报请示。

6月9日、10日,孙中山向潍县连发两封电报,要求东北军停止军事行动,等待大局解决。《申报》报道,6月9日,济武将军张怀芝也召集主要军官密议,决定“维持现状,讨伐民军暂止进行”。

东北军总司令居正接到孙中山“按兵勿动,候商黎大总统解决”的电文后,于6月11日直接致电黎元洪:“袁氏多行不义,遂受天诛,我公首创共和,望膺大统,九土群生,如获澍雨。惟大局已溃,收拾为难,正本旧从公患难,祷祝之余,愿闻良猷。”

同日,居正致电在上海的唐绍仪、温宗尧咨询:“袁氏已膺天谴,收拾残局,重建新猷,我公有何主张?务希赐教。”唐绍仪为早期同盟会员、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温宗尧时任肇庆军务院(南方各省护国军在广东肇庆成立的中华民国军务院)外交副使,两人都是孙中山反袁活动的坚定支持者。

也是在这一天,北京政府通电各省督军:非有中央命令,不得再启战端,不得发行军用票及其他债票,不得私自向各地募兵。

6月12日,居正再次致电孙中山询问:“黎继任,南军对于内阁有何主张?”南军,指南方各省的护国军。孙中山接着回电,还是原来的意见:“袁死,政局已变,我宜按兵勿动,维持地方秩序,候商黎大总统解决。”

《顺天时报》报道,张怀芝对于山东的革命军“视为土匪,仍主武力解决,毫无和平之希望”。连日来,向山东东部开拔的军队络绎不绝。

此时,寿光县羊角沟驻军已陆续调往潍县,“图寇乘机复燃”。军队他调,羊角沟附近村庄时有匪警。正值晒盐、运货旺季,各商家担心警力太弱,遭遇危险,联名致电济南,请求拨派军队,前往驻扎,以资震慑。

第五师侵占两县张怀芝强词夺理

就在此间,张怀芝密令第五师师长张树元向东北军占领地区发起攻击。

6月11日夜,驻青州城的第五师第十九团一部突袭临朐,驻守临朐县城的东北军部队仓猝迎敌。激战一昼夜,东北军寡不敌众,撤出县城,暂时驻扎。曾作为内应,迎接东北军入城的临朐劝学所乡视学员程文蔚、聂心印,竟被残忍地处以凌迟之刑,双双遇难。

据撤出县城的临朐保卫团团长谭荣堂报告,北洋军入城后,“肆行抢掠,杀戮无辜”。除程文蔚、聂心印被凌迟外,“其余学界在城内者,或被腰斩,或受燔灼,或受枪毙,现均暴露城外,莫可辨识”。

6月12日晚间,北洋军抢了源丰当店及同源、裕成福等商家,第二天又掠鸿文书社、萃文石印局以及隆顺、元成、泰益、和恒等,共计抢掠80多家。“种种惨状,言之寒心”,谭荣堂控诉道:“较之强盗殆有甚焉。”

6月12日,张树元派二等参谋官黄德本指挥第二十团的一个营,开往安丘。驻安丘的东北军一部毫无防备,力战不敌,被迫退出。北洋军进城后,屠戮200多人。

同日,居正得报临朐之耗,侦悉第五师派兵安丘之举,致电张怀芝进行质问:近据报告,贵部进击临朐,复窥安丘,侵我占领地域,显然与黎元洪大总统“静待大局解决”的电令不符,请即令该队退驻原防地,不要再启战端,盼速电复。

两天后,张怀芝才以“济武将军行署参谋处”的名义电复居正。复电先说袁死黎继后,全局问题自应静候中央解决,“俾释阋墙之閧,同修御侮之谋,重见太平,正是此日”,然后指责道:居先生似不应另有动作,致苦我民。黎元洪大总统接任后,东北军仍然占领临朐、博山,进迫胶县,扰乱济南。由此观之,破坏和平,不自我始。

张怀芝威胁说:居先生如果愿留磋商余地,应速令袭击济南的军队撤回,并从临朐、博山两县退兵,我自当暂停军事行动,以待大局解决。何必燃萁煮豆、残贼同胞?

东北军占领临朐县城,是6月6日下午或晚间。袁世凯6月6日上午10时许病亡,东北军司令部6月7日才知道消息；吴大洲部占领博山,是在20多天以前；居正派刘廷汉、吕子人与驻胶县北洋军接洽,希图和平解决,尚未有结果；进入济南的山东护国军一部,计划5月7日夜发动袭击,但得知袁世凯死去的消息后,即取消行动计划。张怀芝授意,以济武将军行署参谋处名义发出的这封电报,反咬一口,强词夺理。燃萁煮豆、残贼同胞的,正是张怀芝自己。

居觉生据理驳斥两报纸刊文抨击

安丘、临朐事发后,居正(字觉生)第一时间向孙中山报告,孙中山立即致电黎元洪交涉。6月15日,居正再次直接致电黎元洪,要求其“严电约束,以维大局,否则民怨所萃,士气难遏”,并表示:“正虽不才,既兴吊伐之师,敢辞戎马之劳。谨率所部,以俟后命。”

同日,居正再电张怀芝,驳斥“济武将军行署参谋处”来电并指出:贵将军不顾大局,擅构兵戎,夺我临朐,掠我安丘,屠戮无辜,行同盗匪,事实昭彰,怎么能隐讳?鄙人不忍大局糜烂,尤其不忍山东大地一块土有所残缺,所以按兵未动,致电贵军。岂料贵将军藉词搪塞,诚不知是何居心?

居正告诫张怀芝:贵军倘若不顾地方安危,意图破坏,鄙人当一面将此事实公开于报端,诉诸于中央；一面整军秣马,相见于疆场。衅非我开,曲直是非,国人所共见。

对于张怀芝之举,《申报》刊发评论《张怀芝之罪》批评道:“大总统就职后,首电前敌各省罢兵,南军领袖亦电饬按兵勿动,停止进攻,以待解决。诚以袁去,已无用兵之理。故首饬停战,以示和平之诚意也。人民所苦者战祸,故息事宁人,亦首以此为望也。乃首电张怀芝突然与民军开衅,倘从此再起纠纷,其责又谁任耶?”

《民国日报》则以《不杀张怀芝无以谢鲁人》为题,刊登“山东来电”:张怀芝军队袭攻安丘、临朐时,毫无纪律,杀掠甚众,鲁人大愤,革命军尤为激昂。已致电国务总理段祺瑞,严词诘问,并称如不立撤张怀芝,战祸复开,则全由张氏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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仨士兵抢劫民财东北军执行军律

1916年6月12日一早,一张张布告贴上潍县城街头。布告名为《执行军律之布告》,落款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中华民国五年六月十二日”。

布告写道,据兵士从福举供称,张寿山、刘占庭、王乃桢三人,前在东关调查户口时,抢劫民家银元八百数十元,归后曾分给众人有十元二十元者,又私吸洋烟。王乃桢前与日本人私买制钱分红,又曾勒索商会,每日给菜钱二十七千文,又曾抢劫民间白银十一锭,强占民女二人。经总司令发交军法局审讯,三人实属罪大恶极。

当天下午5点,三人被绑赴南关,执行枪决。据载,这是5月25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军律》颁布后,也是东北军建军以来执行的首例军人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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