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本报记者 肖 芳
12岁的少年,跟随母亲回家,赶上正腊祭祀。十几个少年围坐在席上,衣着华丽,高谈阔论。唯独这个少年坐在那里,沉默不语,看起来格格不入。母亲脸上挂不住了,悄悄把他叫到一边,训斥了几句。没想到,这个少年却一脸严肃地回答:“此非我志,不在所愿也。”
这个不合群、不喜空谈的少年,志向究竟是啥?待到晚年,他在给儿子郑益恩写的名为《戒子益恩书》的信中,剖白了自己的一生所求——“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即访贤求学、遍注群经。这个人,就是有着“大儒”“经神”“通儒”美誉的东汉经学家、教育家郑玄(字康成)。
在青岛市城阳区惜福镇街道,有一座海拔300多米的山,名叫铁骑山,古代名谓“不(fú)其(jī)山”。据史料考证,郑玄曾到此设立书院、收徒讲学,并在这里完成了《诗经》《尚书》两本经典的注解。如今,铁骑山下一村居名为“书院”,村里立有“康成书院遗址”文物石碑(右图)。“郑玄与康成书院传说”已成功申请为青岛市“非遗”。
不想当官的“神童”
郑玄出生于公元127年,东汉北海郡高密县(今山东高密市)人。从南朝宋范晔所著《后汉书·郑玄传》、清朝洪颐煊所辑《郑玄别传》中,我们可以梳理出郑玄的成长轨迹:
他从小就喜欢读书,相传八九岁时就能计算乘除法,13岁能诵《五经》,并好天文占候之术。到了16岁时,郑玄便被誉为“神童”。有一次,民间有人向官府献上双穗禾稻,作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吉兆,县官为了上报表功,欲著作一文,却自感“文辞鄙略”,便把郑玄叫来帮忙修改文章。郑玄重著《颂》一篇,得到县官的高度赞赏,从此声名更振。
虽然天资聪颖,但由于家贫,郑玄不能继续求师深造。十八九岁时,他不得不去做了乡啬夫(专管收敛赋税的地方小官)。虽已步入官场,但郑玄却不为官运奔波,而是求学之志不衰,只要有空闲就去找郡县学官问学。
北海郡太守杜密推荐郑玄到京城太学受业。求学若渴的郑玄学无常师,到处求教于“处逸大儒”和“在位通人”。他先是拜京兆尹第五元先生门下,学习了《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等书。后来,他又师从东郡张恭祖,攻读《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韩诗》《礼记》等书。他“游学于周秦之都(今洛阳、西安一带),往来于幽、并、兖、豫之域”,遍访贤者,学业渐成。
34岁这年,郑玄感到“山东无足问者”,即整个函谷关以东区域,已经没有人再值得他拜师学习了。于是,他西出函谷关,进入关中地区,经涿郡卢植介绍,拜关中大儒马融为师,学习古文经。马融当时名气很大,“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近者五十余生”。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了三年,却一直没听到马融当面授课,只能跟着马融门下高徒学习。尽管如此,郑玄也不曾懈怠,每日苦学。直到有一天,马融和门下弟子们讨论占验术数,听说郑玄善算,于是召见他演算。郑玄终于得到亲见马融的机会,便乘机询问他几个疑难问题,问完便告辞返乡。这些问题的水平之高,让马融很吃惊,他不禁向门生们感叹:“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两汉是经学的昌盛时代,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学派。今文经学“十四博士”高居庙堂,古文经学则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今文经学的代表者是“以微言大义说经”的董仲舒,古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则是“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刘歆。而作为一介布衣的郑玄,则凭着博闻强识、推演寻绎,对今、古文经学择善而从,消弭调和两大学派之间的对立,创造了经学史上的“小统一”时代。郑玄也因此闻名于学林,成为两汉经学名副其实的集大成者。
东汉桓帝、灵帝时代,士大夫、贵族遭“党事”而被禁锢。郑玄因是北海郡太守杜密的故吏,也前后被禁锢了整整14年。在这期间,郑玄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更加努力地钻研经学,隐修经业。
党禁解后,各方势力都想利用他,以达到争取士人和百姓支持的目的。权戚、大将军何进,曾利用州郡胁迫郑玄诣见,为其设“几杖之礼”,礼遇优厚,但郑玄却不受朝服,幅巾而见,经宿逃去。当时据有冀州的大将军袁绍也设宴邀请郑玄,并举郑玄为茂才,上奏表征郑玄为左中郎将,郑玄皆不就,专心注经。据资料统计,郑玄辞征辟,前后有十四次之多。
郑玄一生勤于著述,除撰有《六艺论》《驳<五经>异议》等书外,还遍注《论语》《尚书》《诗经》《周礼》《周易》《春秋》等60余种经典,共计“百万余言”。魏晋以后,经学被称作“郑学”。
不其山下筑庐讲学
不其山,因原始社会末期周围居住着“不族”和“其族”两个氏族部落而得名。据史志可考,郑玄曾有两次来到不其山。
第一次,是其辞别马融,学成东归,到了不其山下,“假田播殖”,即租赁土地进行耕种。第二次,则是东汉末年黄巾军攻破北海之时,60多岁的郑玄带领崔琰、王经、公孙方等生徒,来到不其山避难,建起几间茅庐,收徒讲学,“从学者百千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康成书院”,它比岳麓书院还早800多年。
避难之际,郑玄为何选择不其山?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国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刚,对郑玄其人其事颇有研究,并著有《鉴史问儒——东汉康成书院研究》一书。他考证后认为,郑玄到不其山讲学主要有四个原因:
一是在不其山周边区域,经学研究者云集,包括研究《榖梁春秋》的房凤、研究《诗经》的王吉等人,儒学已在当地广为传播;二是不其山有着书院教育的渊源,在郑玄之前,逄萌、王扶等隐士儒生曾于此设馆课徒,以德化民;三是这里比较清静,童恢任不其县令期间,“耕织种收,皆有条章,一境清净,牢狱连年无囚,比县流人归化,徒居二万余户”;四是时任不其侯伏完,为郑玄旧识,多次邀请郑玄前来,并为其在不其山下选了一处山清水秀之所,以供构筑书院、研授经学。
关于郑玄在不其山讲学一事,史书多有记载。例如,晋代伏琛《齐记》语曰:“郑司农尝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晋代陈寿在《三国志·魏书》中指出:“徐州黄巾贼攻破北海,玄与门人到不其山避难。”历代文人墨客、儒生雅士,也对康成书院多有吟咏,例如明清之际思想家顾炎武曾凭吊康成书院遗址,写下《不其山》一诗:荒山书院有人耕,不记山名与县名。为问黄巾满天下,可能容得郑康成。正因如此,即墨名贤、历史学家周至元在《崂山名胜介绍》(1958版)中,称不其山为“一座不很高大,而历史上极有名的山。”
民间流传的各种有关康成书院的逸闻传说,则显示出世人对大师的敬仰之情。相传,郑玄曾用书院井台边长势繁盛的青草捆扎书简,史称“书带草”。有关书带草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晋代伏琛《齐记》一书。“郑司农尝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所居山下,草如薤,叶长尺许,坚韧异常,土人呼为康成书带草”。自此,以草束书,受到文人青睐。李白有“书带留青草,琴堂幂素尘”之歌,苏轼有“庭下已生书带草,使君疑是郑康成”之咏。
康成书院历时约两年,跟随郑玄学习的生徒越来越多,但因“时谷籴县乏”,也就是粮食难以大量购入,郑玄不得不罢谢生徒,结束了不其山讲学生涯,书院也就逐渐荒废颓圮。明代正德七年,时任即墨县知县的太原举人高允中,在郑玄不其山筑庐授徒处,重建院宇、购买经书、延聘教授、开辟学田,并亲自书写匾额“康成书院”。后因即墨县开设县学,康成书院无人经管而颓圮。明代莱阳名士张允抡,在明亡后隐居不其山,曾撰写《康成书院记》,语曰:“书院已亡……田间碎瓦耳……今湮没久矣。”
流风余韵泽被后人
历史洪流滚滚向前,曾经门庭若市的康成书院早已荡然无存,只在村庄角落留下一块并不显眼的文物石碑,供人缅怀。但是,儒家文化的流风余韵,却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
康成书院遗址所处的村庄,将“书院”的名字沿用了下来。附近另一村,名为“演礼”,相传是郑玄携弟子演习周礼之处。书院村附近有两座山,一为可乐山,原名窠落山,相传郑玄多次来此登高远眺,东观日出,环顾群山,不亦乐乎,山因此而得名;另一山名为扎彩山,据说是郑玄庆祝扎彩门之地。书院村外不远处的水库,名为“书院水库”。书院村西南有一座山,名叫囤山,相传是郑玄师徒储存粮食之处。
如今走进书院社区,文化广场的设计基调古色古香,主干道上十几块精心设计的街景展板,静静讲述着郑玄、康成书院、书带草、不其山的动人故事和传说。书院社区党支部书记贾俊先与其父亲贾绍照,是“郑玄与康成书院传说”非遗传承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贾俊先不断收集郑玄与康成书院传说资料,主持编写了《郑玄与康成书院传说》一书,重点以郑玄第二次来不其山东麓讲学、建康成书院为背景,收录了民间口头流传的各种故事。“村里年轻一代都知道郑玄与康成书院,但能够讲出其中故事的人不多,我们希望通过村庄文化氛围的打造,实现非遗保护、传承、创新,同时也进一步挖掘康成书院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为非遗保护、乡村振兴注入动力和活力。”贾俊先说。
距离书院社区以西仅5公里的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比邻康成书院遗址而执教。学院里以李伟刚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学者,围绕郑玄与康成书院,开展了大量的史料整理、研究和推广工作:
2010年10月,学院出版首部文史类著作《琴岛文脉》,收录了大量关于郑玄、康成书院的史料和轶事。2011年,李伟刚整理的《先师郑康成年谱》出版。2011年9月,学院获批成立“青岛康成书院文化研究中心”。也是在这一年,学院将国际交流中心大楼前的广场,命名为“康成广场”,由康成广场通往图书馆的路命名为“康成路”,学院礼堂报告厅命名为“康成讲堂”……
“……因沐康成遗风,蒙大儒泽惠,决然缅先师为念,特以康成之名谓广场,是为记。”对于这篇刻在广场石碑上的“康成广场记”,李伟刚背诵起来行云流水。“十年前的一个深夜,我们仅用10分钟便写成了这篇《记》,那时内心满是对先儒的敬仰和承其教化遗志的使命感,如今诵来,心潮澎湃如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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