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足日本226个城市，劳工之子刘焕新接力父亲 走上讨还公道的荆棘之路“劳工”噩梦里的两代人

9日，在高密市草泊村，刘焕新展示自己一直保留着的父亲被救时的照片。 新时报记者王汗冰 摄

高密，作家莫言的故乡，在他笔下这块土地有很多传奇的故事。但高密人刘焕新和其父亲刘连仁的故事，可能要比书里的故事还要传奇。“野人”刘连仁的名字在被掳赴日劳工圈里流传，“刘会长”刘焕新的名字在劳工家属圈里流传，父子两代人都为“劳工”二字所累。

近日，山东30名三菱受害劳工获赔偿金，赴日劳工刘连仁之子、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刘焕新的电话又被打爆了。

“刘连仁受的苦没法说”

冬日的高密干冷干冷，距离高密城区50里路的草泊村更冷，冻得人只想跺脚。

刘焕新的家就在村头，门口有棵柳树，风一吹飘飘落下几片黄叶。刘焕新站在门口招手，“在这里！”12月7日，新时报记者见到了这位在劳工家属圈小有名气的“刘会长”。

“我有爹了，再也不受别人欺负了。”77岁的刘焕新回忆起父亲刚回来的日子，眼眶湿润。刘连仁刚从日本回来的前几个月，一声“爹”就在刘焕新嘴边，但面对父亲时，他总是喊不出来。接受新时报记者采访讲述父亲的故事时，刘焕新还是直呼父亲“刘连仁”大名。

1944年9月，刘连仁被日军强行掳走的时候，刘焕新还未出生，等到父亲回来时，他已经14岁。1958年4月，在天津接到父亲的那一刻，母亲跑上前去就抱着父亲哭，“高兴的哭？辛酸的哭？我说不出那种滋味。”14年，对刘焕新和母亲来说是太漫长的等待。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日军掳走的劳工除了惨死异乡，基本都已回国，刘连仁属于下落不明者。刘焕新收藏了一本日本人编撰的《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录》，这份名单重达7斤5两，刘焕新翻开 一页，指着自己父亲的名字，上面写着“86号 刘连仁 脱走行方不明”。

等待的煎熬，刘连仁的家人比其他家庭多承受了近13年。几乎每一年，刘焕新的母亲都会带着他去找村子里的算命先生，对方说：“你爹还活着。”一家人就坚信，刘连仁还活着，过年家里请祖先牌位时，家堂上就是不写刘连仁的名字，“因为算命先生说了，他还活着。”

活着，一家人就等，这就是他们坚持下来的信念。

为了有个寄托，有个好的念想，祖母给刘焕新起了小名，叫“盼盼”，五岁之后又改为了一个单字“寻”。

就在家人苦苦等待时，刘连仁从日本昭和煤矿（目前已关闭）逃出，在北海道的深山老林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创伤有多大，从刘焕新对父亲的描述中就能略知一二：“刘连仁受的苦没法说，回来后有床，但还是会像在山洞里一样睡。”“刘连仁会在深夜里梦游，睡觉时会呻吟、尖叫。”“刘连仁看不得黄呢子大衣，日本兵当年就穿那样的衣服……”

结束14年的苦等，刘焕新一家团聚后，特意请算命先生吃了一顿饭，为了那句——“还活着。”

“帮他讨公道，帮劳工讨公道”

“留作纪念吧，看到就心痛！”1991年，刘连仁到日本故地重游，来到昭和煤矿，从那个当年地狱一样令他拼命想逃出的地方，顺带捡了几块煤带回中国。目前，这几块煤就陈列在刘连仁纪念馆里。

那一年，刘焕新跟父亲赴日，只感受到了北海道彻骨的冷，“他是怎么在那里藏了13年？”

也就是自那一年，刘焕新亲眼看着自己年近80岁的父亲，坚定地走上了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的荆棘之路。刘连仁频繁接受媒体的采访、到日本各处演讲，甚至站在了日本的法庭上，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的个体。也就是那一年，刘焕新开始接触劳工维权。

“基本上，日本我能去的地方都去了。”刘焕新站在一张日本地图前，背对新时报记者，“你看，那些红点标注的地方都是我、刘连仁走过的。”数了数，226个红圈，那是226个城市。

19岁那年，刘焕新遵从父亲意愿去当了兵，他说：“是祖国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只有祖国强大了，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18年后，刘焕新又被父亲从部队召了回来，“帮他讨公道，帮劳工讨公道。”

父亲在世的时候，刘焕新会陪同他一起去日本做报告。这个在家里基本上不太讲苦难经历的男人，到了台上就能连贯地讲，还很有条理。关于父亲所经历的苦难，刘焕新都是在那时候听来的。

也正是听得多了，刘焕新开始逐渐理解父亲为什么还要在晚年一搏，给自己讨公道。出于“野人”刘连仁在劳工圈的影响力，刘焕新于1994年被掳日受害劳工们推举为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的执行会长。2000年父亲去世后，刘焕新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接力棒，继“野人”刘连仁之后，“刘会长”刘焕新的名字又在劳工家属圈流传开来。

“我要的不是赔偿，

我要他们谢罪”

2020

年12月9日10点11分，山东省高密市军人接待站宾馆又来了五个被掳赴日劳工的家属，这次刘焕新将他们带到了213房间。像这样接待天南海北的劳工或者家属，他已记不清有多少次。

几年前，为了方便接待天南海北的劳工家属，刘焕新在军人接待站宾馆租了两间房，有个固定的地方接待家属们。近几年打起了游击战，哪个房间空着到哪个房间，来的人多就选个大点的地方，来的人少就选个小点的房间。这一次，来了5个人，加上媒体，刘焕新跟前台说：“213吧，能坐开。”

84岁的杨典成第一次见活生生的记者，自告奋勇打开了话匣子，“俺爹被抓的时候33岁，俺7岁，还有弟弟和妹妹，俺娘带着我们怎么活呀，差一点就把妹妹拽（扔）了，那日子没法说，没法说。”

一旁的陈丕刚仔细地翻看着五个人带来的资料。陈丕刚和刘焕新一样也是转业军人，爷爷是掳日劳工。作为劳工家属，他将和其他29位劳工家属一样，领到三菱支付的10万元赔偿金。

2005年，从部队转业的陈丕刚听说刘焕新正在搜集被掳赴日劳工的资料，自己便找了过去，想了解爷爷的事情。到之后，发现刘焕新缺少正式的统计表格，于是他便主动帮忙整理表格，这一整就是15年。“你看到的这些材料都是我先拟定了模板，让他们回去比着抄。”陈丕刚表示，有时候一次讲不明白，劳工家属可能要来几趟，“索赔和讨公道，太难了。”可是，刘焕新身上的劲头一直感染着陈丕刚，让他坚持了下来。

其实，这次公布的30个领到补偿金的劳工名单里并没有“刘连仁”这三个字。“我要的不是赔偿，我要他们谢罪！”刘焕新有些激动，“逝去的劳工，正在等说法的劳工家属都在等一个公道，不要日本的所谓‘深刻反思’。”

2014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首次全面、完整公布了日本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单，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38935名中国劳工分169批被相关日本企业伙同日本政府抓去做劳工，被押送至日本35家企业至少135个作业场所做苦役。被抓捕的中国劳工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11岁，30岁以下者居多。被掳到日本的劳工中，有6820名客死他乡。

刘焕新说，他要做的不仅仅是为父亲讨公道，30年的“斗争”，他早已从父亲个人的苦难中跳脱出来，更多地去关注劳工这个大群体，“大群体的诉求解决了，全面解决了，刘连仁的公道也就讨回来了。”

刘连仁和刘焕新，两代人为“劳工”二字所累，只为“公道”二字。“要有骨气、志气和勇气，这是刘连仁临终时交代给我的。”刘焕新说，不光是三个气，还说了，“他如果不行了，还有我，我不行了，还有子子孙孙，就是要讨一个是非对错，讨一个公道。”

现如今，这个公道是刘焕新讨给父亲的，也是讨给所有被掳赴日劳工的。（新时报记者谢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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