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心事花鸟知——谈我的父亲张朋

□张石张朋 猴 68cm×45cm 张朋 硕果 68cm×33cm

●编者按

今年3月7日是山东省花鸟画大家张朋先生百年诞辰，张朋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敦厚谦和，超然物外，不求闻达，却以其炉火纯青、洒脱飘逸的画作，引起了国内美术界众多专家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本报今刊发张朋先生之子张石的文章（节选），以志纪念。

【张朋简介】

张朋（1918年3月-2009年6月）字锡百，山东高密人。自幼受家庭熏陶，酷爱绘画及书法。中国美协会员、青岛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青岛市美协名誉主席、青岛画院名誉院长，与黄秋园、陈子庄、陶博吾并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画在野派四大家”。曾在国内外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及参加联展，有《张朋画辑》（人民美术出版社）、《张朋画集》、《张朋画选》（山东美术出版社）等个人专集出版，《美术》《中国书画》《迎春花》等刊物均有其作品发表。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严厉而又慈祥。他平时虽然不苟言笑，而遇事则总是宽以待人。他性格内向、喜欢安静，但善良正直、做事公道，颇具人格魅力。他是我的慈父、良师和益友，是我一生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笔者在撰写本文之时，漫笔灯下，翻开当年父亲出版的一本本画册，还有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桩桩往事、段段思绪，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飘落进我的脑海。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八年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却挥之不去，仿佛就在眼前。

记得家里有一个老式的写字台。每当晚上吃完饭，他便会在写字台上画画或者备课。条件虽然简陋些，但父亲总是乐在其中。后来，直到父亲调任山东纺织学院工作，住房改善之后，绘画条件才得以改善：有了一个长两米、宽一米五左右的小案子，放在新房的阳台上，用来作画。

我父亲之所以喜爱绘画，主要是自幼受家族的影响。我们家族跟清代的画家高凤翰是有渊源的。据说，父亲的祖母是高凤翰的后人，但具体是什么关系一直无从考证。

我父亲幼时学工笔画、白描，后来又学了岭南派一路，然后是小写意、大写意。我父亲学过任伯年、吴昌硕的画，中年后转师齐白石，受齐白石的影响至深。父亲上私塾的时候就临习书法，所以他的书法功底深厚扎实。他曾临习过柳公权的正楷，米芾、赵孟頫的行书，也临过爨宝子碑等碑帖。他在艺术上博采众长，所以他的作品在选材和大结构上师传齐白石，笔法上有岭南派的特征，墨法兼有徐渭、高凤翰、任伯年、吴昌硕的印记。

1966年“文革”爆发，父亲因故息笔。直到1972年，父亲才重新作画。此间，父亲绘画情趣日趋高涨，加之绘画条件逐渐好转，父亲的诗书画印均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直到1978年，父亲因为一次偶然的机遇而一举成名。1978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为清华美院）的祝大年、袁运甫教授来青岛举办画展期间，通过朋友看到了父亲的画作，大为赞赏。回到北京之后立即向有关部门推荐介绍。随后父亲受邀到中央工艺美院展览。其间，又受到李可染、李苦禅、张仃等人的褒扬。此后《美术》杂志发表了父亲的作品，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张朋画辑》，山东省、青岛市报刊相继发表了父亲的作品，他个人的画展和联展也先后在青岛、济南、徐州、香港等地举办，作品得到了美术界及社会的喜爱和认可。

张仃先生在其出版的《它山画跋》中曾对父亲这样评价：“山东张朋不求闻达，不慕荣利，攻花鸟数十年，亦偶作山水小品，逸笔草草，颇有意趣。”随后美术评论家邵大箴先生撰写评论文章《为当代中国画赢得了骄傲——张朋的艺术创造》，文章中指出，“张朋的作品不仅在青岛家喻户晓，在山东、在全国也很受人们的赞赏，他的艺术为当代中国画赢得了骄傲，他的艺术奉献将在现代中国画史上留下自己的位置”。陈传席教授在编著《现代中国画史》时，把父亲与黄秋园、陈子庄、陶博吾一并列为20世纪中国“在野派”四大家。

父亲有一方“一生心事花鸟知”的印章，反映了父亲酷爱花鸟大写意的心境。许多时候他是沉默寡言的，桃李不言，一切语言都表现在画里，画就是他的一切。“纸笔代喉舌，丹青寂寞多”，他把一生的淡泊都寄托于丹青之中。

1979年父亲调任山东纺织工学院后，在教学上投入大量的精力。多年之后，当年美术专业的同学们还记得起父亲上课时的情景：教室里挤满了学生，有的学生甚至爬上窗户……非美术专业的学生也来教室一睹父亲讲课的风采，热烈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

有朋友好奇地问我，父亲除了绘画还有什么嗜好，我想就是抽烟。早年他经常拿着烟袋锅，抽着旱烟。20世纪70年代，在青岛偶尔抽“蓝金鹿”就很不错了，那时候抽“大前门”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应该说抽烟给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1980年春节前，我祖母病危，加之工作等各方面的压力过大，父亲一急，抽了一宿烟，早上起来心脏病发作，去医院诊断为心肌梗塞。这次发病之后，父亲对自己的身体一直很小心，也很注意，即便如此，烟卷还是照样抽，从没间断过。我父亲平时对吃饭不是很挑剔，喜欢粗茶淡饭，不愿意吃大鱼大肉，简单、清淡便好。

父亲生活得很超脱，与世无争，也很淡泊名利。由于我祖母和母亲身体都不好，父亲曾有两次调任到北京工作的机会：第一次是1980年调任父亲去中国画研究院（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工作，另一次是1986年前后调去中央美院担任教授，都被父亲因个人原因婉言谢绝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父亲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渐渐地息笔不再作画。偶有朋友相托也只是为画作题跋，题写书签之类。父亲以作诗遣兴，“梦里乾坤大，樽前岁月宽”“多少烦纡事，(于水墨中”……（本文摘自《爱尚美术》2017年增刊，版面原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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