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是因抗战而停办,又因抗战胜利而恢复,在半年的筹备期间,经同人的努力,及地方各界的赞助,现在能够开学上课了。回想在八九年长期抗战学校停办期间,真不知何日才可恢复,所以在今天举行的大会,值得庆幸,同时在庆幸中,可说百感交集。”这番话是1946年赵太侔校长在山东大学复校典礼上的致词。
今年的10月25日,是山大复校70周年的日子。曾有学子在回顾山大百多年的校史时,这样评价学校的几段重大变迁:“有时候我们看一所大学,觉得实在是伟岸雄壮。但是如果将其置身于国家大势,历史浩劫中,又是如此的弱不禁风。”的确,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山大是抗日战争中苦苦支撑的13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之一,只是,西南联大的成功不是谁都能复制的。1937年11月,国立山东大学由青岛迁往安徽安庆,之后又再迁四川万县。次年教育部下令“暂行停办”,师生分别转入国立中央大学,图书、仪器、机械分别暂交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等保管使用……
我想,作者张洪刚为撰写《停办八年后山大举行复校典礼》一文搜集资料的时候,翻看一页页泛黄的《国立山东大学校刊》,心情一定很沉重:失却大师、解散学生,损失之大、破坏之重、影响之深,是永远无法估量和弥补的。好在,抗战胜利后的山大人用加倍的热情积极申请复校,知名学者王统照、陆侃如、冯沅君、黄孝纾、丁山、赵纪彬、杨向奎、萧涤非、丁西林、杨肇、童第周等纷纷应聘来校执教。1946年秋季顺利招生开学,并于10月25日举行开学典礼,随后在寒冬的12月28日举行复校纪念大会。复校后国立山东大学由于聘到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不但促进了教学、科研的提高,而且为上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的黄金时代打下了坚实基础。
“镇馆之宝”专栏这期出场的是昌邑市博物馆的邓共盉。盉,古代盛酒器,或说是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即用水来调和酒味的浓淡,如同现今的鸡尾酒,商朝贵族饮酒之风颇为盛行,所以商代青铜酒器盛行。收藏于昌邑博物馆的邓共盉之所以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一是因为其造型精美别致,花纹生动瑰丽;更重要的则是根据其简明扼要的铭文内容,将商代的弹丸之国——邓国族裔的活动范围,由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一下子拓展到了山东半岛中部。正如作者周东升所言,一件文物若是能够揭秘一段历史,或者能够确证一个诸侯国族裔的活动区域,那么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自然非同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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