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人祸烟农经常吃亏

上世纪20年代中期,军阀混战,殃及山东。胶济铁路、津浦铁路中断,外运渠道受阻,不仅烟价大跌,而且大量烟叶压在烟农手中。烟草公司卷烟销售不畅,必然压减烟叶收购,处在烟草产业链条最底端的烟农,无辜遭受牵连。已经被“引入”大市场的烟农,一旦有风吹草动,便胆颤心惊。

战火殃及铁路烟叶难以运出

大英烟公司进入潍县初期,最早种植美种烟的烟农尝到了不少甜头。但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烟草产量陡增,收烟公司不断压价,烟农吃尽苦头。而政局不稳,战火纷起,导致交通受阻,烟叶运不出去,烟农亦大受其害。

1925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江苏、安徽为争夺地盘开战。此前,奉系军队入关南下,占领津浦全线直至上海；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欲向南扩张势力,在张作霖支持下攻入上海。孙传芳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发起反击,奉系大败,张宗昌亦退回山东。驻扎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岳维峻趁机攻鲁,逼近济南。张宗昌难以抵挡,一度率部退驻泰安。

据《申报》报道,这年收烟季节,因为陇海铁路被占作军用,交通梗阻,河南运出省外的烟叶不到全省产量的三分之一,其余全压在农民手中。山东的情形虽然比河南稍好一点,但也因火车多为军人占有,全省产烟“颇有无从运输之虞”。因为“北方铁路货运几全停止”,各大烟草公司准备改为水运,但费时多、成本高。倘若协调军方用火车运输,不仅要缴纳“特别费”,还要修理火车。因为车辆多为兵士毁坏,竟有的将车底所铺之木板全部拆去,用作烤火取暖烧柴。

山东产烟区集中在潍县的坊子、二十里堡、虾蟆屯,安丘的黄旗堡以及益都、周村等地,潍县烟区产量占山东全省大半。战事对省内的胶济铁路影响不大,出省的津浦铁路却已中断,烟叶外销通道受阻。

战祸影响所及,不仅仅是当年。到了1926年秋季,人们害怕上年令人担心的一幕将会重演。

1926年10月,上海《申报》报道,坊子一带种烟“农户最繁,土气亦佳”,“今秋附近各处,收采颇厚”。上个月,烟叶刚刚收获上市,南洋公司便开始收购。数家日商公司也来收购,还有一些零星的烟贩。“黄旗堡、二十里堡之间,向归大英烟公司收烟范围”,这两个地方“烟树亦佳”,将来烟叶收获、烘烤结束,大英烟公司开秤收烟,“谅必比上年再旺”。“若地方安谧,车辆无阻,办货顺利,价格或比去岁略增也”。

11月初,《申报》发出消息,上海各大香烟厂,除了两三家大企业自己组织到山东、安徽、河南三省收购美种烟叶外,其余中小烟厂多靠烟贩转卖。“近因以上三省地方多故,轮运为难,无论大小办客,均观望停滞,因之沪存现货,几将绝迹,价格飞涨”。

12月初,《申报》再次报道,听闻山东等三省美种烟收成颇丰,“因连月烽火频惊,办客裹足,即有买入,输运亦难”,导致上海到货极少,烟叶价格比夏初涨了不少。

到了12月下旬,《申报》又报,山东产美种烟叶价格至今未定。报道称,河南、安徽、山东三家美种烟产地,产量以山东最大,“如坊子、虾蟆屯、黄旗堡、二十里堡、周村、潍县、青州、谭家坊子等八站,农户最多,每年出产亦最盛”。叶片丰厚及色泽,以黄旗堡、二十里堡为最好,“色叶似比坊子好看,但有香而无甜味”。价格为何未定,没有提及。最大的可能还是运输渠道不畅,不敢贸然收购。

公司营业不佳烟农遭受牵连

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记载山东烟草生产的史料不多。1931年6月,天津《益世报》简要报道了山东烟草市场的概况。

这篇报道的内容是卷烟销售,而不是烟叶生产。美种烟产量,山东在全国首屈一指；卷烟销售量,原先山东在华北位列第三,“近一二年来,英美烟在山东突飞猛进,在华北已跃居第一位”。

由此看来,大英烟公司不仅在山东收购烟叶数量最多,英美烟公司负责销售的子公司——驻华英美烟公司返销山东市场的卷烟,数量同样不少。与之相比,“国产烟草,在山东市场上,势力极为薄弱”。山东为烟叶生产大省,但卷烟工业却极不发达。青岛原先有两家卷烟企业,山东烟草公司毁于火灾,中国鹤丰烟草公司1930年迁至潍县二十里堡,仍然经营惨淡,勉强维持；济南只有北洋东裕隆烟草公司一家,停业数年,新烟上市后即恢复生产,但“制造均系粗烟”。纵观山东市场,无论烟叶收购,还是卷烟生产和销售,均被外国资本所控制。

烟草产业链条的四个环节为烟叶生产、烟叶收购、卷烟生产、卷烟销售,其中后三个环节基本为外国资本控制。不管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处于烟草产业链条最底端的烟农,都要遭受损失。

据《工商半月刊》报道,当时山东美种烟产地,集中于潍县、益都、临朐、昌乐、安丘、寿光等县。因为这里“土质膏腴,烟叶肥大”,烟草品质比安徽、河南产烟更优。大英烟公司、南洋公司等烟草公司每年都来设点收购。“各烟公司出品行销全国,鲁东烟叶实居其半数”。所谓鲁东烟叶,主要指以潍县南部烟区为中心,包括邻近各县生产的烟叶。

前面提到,在美种烟种植区收烟的除了烟草公司,还有一些烟贩——中间商。每到临近收烟季节,大小烟贩便抢在各大公司开收之前赶到,提前与烟农订货,从中赚取差价。中国银行发现了商机,到潍县等地设办事处,向烟贩发放短期贷款。

1932年秋,烟贩收烟之后,准备卖给烟草公司。大英烟公司“因营业不佳,故减低其价值”,众烟贩傻了眼。“不售则资本积压,脱售则亏累难堪,最后始忍痛售去,典质以偿”。

烟贩赔了钱,只好典当财产,还清中国银行的贷款。到了1933年收烟之时,烟贩们接受上年的教训,不敢再涉足其中。没有了中间商,所有烟农都挤到了烟草公司的收烟处,“唯每百磅前售二十余元者,今年只售十数元”。

这一年,在这些地方收烟的只有大英烟公司、南洋公司两家。“南洋虽有购买,唯数量甚小”,烟农们只好任由外国资本家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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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灾人祸频仍影响烟草种植

1948年秋,山东全境完全解放后,华东财办工商部业务研究室对山东烟业进行了调查,于1948年12月形成《关于山东黄烟概况调查》,其中记写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山东烟草种植业遭遇的波折:

“1912年至1920年,由于欧战勃发,各产烟国改种粮食以资支援。此期给予我山东烟草事业一急速发展的机会,耕地面积由1912年的256亩,至1920年扩张至197330亩。欧战结束后,日本、朝鲜等国家又复大量扩张、奖励种植,当然我山东烟草输出锐减,结果使产地价格下跌,农民损失惨重,因而耕种面积由1920年的197330亩,至1921年顿减至71730亩。由于产量激减太甚,物以稀为贵,结果价格又复升腾,翌年(1922年)耕种面积又回增至130240亩,1923年再增至136752亩。1924年至1927年,由于张宗昌军阀的恶政,各项捐税重重,加之虫害发生,种植后又遭连绵苦雨,在此天灾人祸双重摧残下,耕种面积由1923年的136752亩,至1927年逐渐减至51056亩。1928年‘五三’惨案,日寇进驻济南。敌伪掠夺资源,笼络民心,曾对烟税减免,结果翌年由51056亩又回增至131664亩。同年日寇撤退,虽然烟草又复征税,但因价格有利,直至1937年仍在猛烈扩展中,这时期在整个烟草发展史上可称黄金时代。”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潍县一带天灾不断。据史料记载,1921年春季,潍县大旱,春播推迟,麦苗多枯死,秋季飞蝗过境,庄稼被吃光,农业歉收。1926年8月,益都县东部降雹,冰雹大如枣,约半小时,黄烟绝产,高粱、谷子减产六成。1927年7月,昌乐县东南雨雹成灾,积雹尺许。1928年8月,潍县出现蝗灾,蝗群覆地尺许,飞树上树为之折,吃庄稼将尽。1929年夏秋,昌邑县大旱,禾苗枯死过半,粮米昂贵,饥民四散逃荒。1931年芒种过后,坊子附近雹灾严重,秋季蝗虫遮天蔽日南飞。

面对天灾,人们束手无策；烟草减产绝产,烟农欲哭无泪,望天哀叹。

资料来源:《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及民国时期《农商公报》《申报》《益世报》等。

本期图片均为李之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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