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发现者是清光绪朝国子监祭酒、山东人王懿荣。研究者从“甲骨四堂”小圈子扩展成为一门“显学”的甲骨文

王懿荣1931年傅斯年（右二）与梁思永（右一）、李济（左二）、董作宾（左一）合影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甲骨之王”■ 人文齐鲁 璀璨山东

□ 许志杰

2019年是甲骨文发现120周年。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志于研究甲骨文学的专家、学者艰苦卓绝，孜孜以求，使之从无人知晓到无人不知，研究者从“甲骨四堂”的小圈子扩展成为一门“显学”的甲骨文群，他们对中华文化的传之有序、绵延不绝贡献奇大。其中就有数位齐鲁大地走出去的文人学者、金石大家，投身到甲骨文学发现探究的浩瀚文海里，成就卓著，为后人所敬仰，载入甲骨文学史册。毫无疑问，山东也应是中国甲骨文研究之重镇。

发现甲骨文

王懿荣的家国情怀

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120年来，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发现者是时任清光绪朝国子监祭酒、山东福山人王懿荣。后人在总结为最初甲骨文发现与研究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学者时，列出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是王懿荣；“第一部甲骨文著录”《铁云藏龟》的编著者是刘鹗；“第一部甲骨文考释与研究”《契文举例》的作者是孙诒让；“第一部甲骨文字典”《簠室殷契类纂》的编纂者是王襄。

有关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路径，学术界也基本认同流传已久的从潍县商贾范寿轩（另作范维清）手上收受的说法。至于一些具体细节可能存在的异议，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明朗化，很多都是臆测性推断，没有多少令人信服的实际资料为证，而且存有地域性与个人倾向，表现出诸多情绪化。最近有文云：《铁云藏龟》中根据古董商们的说法，提到甲骨出自河南汤阴，1909年日本学者林泰辅发表《清国河南汤阴发现之龟甲兽骨》一文，就是沿袭此说。然而，收藏经验丰富的金石学家罗振玉心里清楚，古董商没有说真话。关于这一点，以往通常认为是古董商为了垄断独家货源有意误导。罗琨（罗振玉嫡孙女）则根据时人回忆指出另一种可能性，即王懿荣授意让古董商隐瞒。罗琨说：“王懿荣‘命秘其事’。”这是传统收藏家为垄断新奇藏品的心理造成的。后人为尊者讳，让身份地位低的古董商替王懿荣“背锅”。其实，历经120年而不衰的甲骨学或者是甲骨文字学，很多历史问题早已论定盖棺，留给后学的课题是如何在前人开拓性工作的基础上，适应新时期甲骨学或甲骨文字学的研究方向，做出更深入、更细致，更能让今日之爱好者读懂、读通的，使之流传有序的科学成果。尤其是尚在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受到社会的崇敬，理应以更加宽广的胸怀面对前人所做的事业，理解、宽容，重要的是向前看。笔者认为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殷墟旧址，山东烟台福山区的王懿荣纪念馆，以及每隔十年隆重举行一次的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多少年纪念活动，都是对王懿荣等甲骨先驱者学问的承继、精神的弘扬。

我们无法将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事与他八个月之后以身殉国作比较，因而分出哪个高哪个低、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王懿荣的家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知识分子使命感，是永不腐朽的。正如王崇焕（王懿荣三子）在其《王文敏公年谱》“叙”中所言：“福山王文敏公以经义、金石之学享盛名于海内者，垂四十年。迨殉庚子之难，朝野翕然，益相引重。至于忠烈风规与绩学琦行相辉映，稽诸史乘，是岂儒林、文苑两传所能括公大节也哉。”知父莫如子，王崇焕可谓把住要领，点中主题。

王懿荣两次举办团练都是在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投笔从戎，挺身而出。1894年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而这一年的农历十月十日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廷上下以及慈禧太后不顾大敌当前、山河将失的危难时局，坚持要办“万寿庆典”，计划耗资1000万两白银，加之先前为修建颐和园已经挪用军款500万两白银，总额达到1500万两白银。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再三深思之后，连续两次上书，一是《吁请暂停点景但行朝贺疏》，大敌当前理应一致对外，太后“万寿庆典”可暂缓到七十大寿再办为好；二是《详读夷情审量时局疏》，将自己主战且不可轻易与敌议和赔偿的想法奏于皇上。王懿荣两度奏请皇上犹如巨石砸进昆明湖，一石激起千重浪，尤其吁请暂缓举行“万寿庆典”，让慈禧太后十分不悦，又实在找不出发怒的理由。虽然庆典该办还是办了，中日战争的结局也被王懿荣不幸言中，最后以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告一段落。但是王懿荣却从此成为朝廷的边缘官员，当他奏请回老家胶东兴办团练，以抵御倭寇时，皇上即刻恩准。王懿荣率另外几个协助他办团练的人火速奔赴回籍，其中有莱阳籍翰林院编修王垿、黄县籍翰林院检讨王守训和荣成籍原安徽宿松知县孙保田。他们都是在外做官的胶东籍人士，闻知家乡惨遭涂炭，无不心急如焚，听到王懿荣的召唤，义无反顾地加入到团练中去。王懿荣有诗：“岂有雄心辄请缨，念家山破自惊魂。”这是王懿荣第一次兴办团练，成效斐然。正当王懿荣准备率团练杀奔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时，传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王懿荣只得遣返抗日将士，偿还朝廷预支银两，悻然回京。

此后王懿荣疾病缠身，不得不与药为伴，苦度残日。可谓无巧不成书，就是因为王懿荣终日与药打交道，才使得他有机会去仔细审视抓来的中草药，在所谓龙骨碎片上发现了刻字。一片甲骨惊天下，从此甲骨为人识。

王懿荣第二次组办团练是在他发现甲骨文之后不久，此时义和团进京，八国联军伺机攻占京城。清政府再次想到了有办团练经验的王懿荣，临阵委任安丘籍兵部侍郎李端遇及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办理京师团练事宜”。接到圣旨的王懿荣，仰天长叹：“此天与我一死所也。”虽是京师团练大臣，王懿荣毫无指挥权，手下千把人不是老弱就是病残，根本没有战斗力。1900年农历七月二十一日，慈禧、光绪仓惶出逃，留下京城王懿荣等团练镇守，当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王懿荣率军抵抗，誓死不降，终因敌众我寡，退守于家宅。当夫人问他外面的状况时，王懿荣说：“主辱臣死，吾可以报朝廷矣。”他用楷书写下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予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写毕与妻子谢夫人、长媳张氏，投井以身殉国。王懿荣55岁，谢夫人42岁，长媳张氏31岁。

王懿荣带着家国仇恨悲愤离世，也带走了对自己发现的甲骨的惜惜眷恋。后人很遗憾，王懿荣是金石大家、古文字大家，书法家魏启后盛赞“得先生慧眼斯文不丧”，却未能留下关于甲骨文的研究果实。大敌当前，国民利益至上，刚正清廉，为卫国保家，当彪炳史册，锦心慧眼，识披图残甲，得重现殷文。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王懿荣毅然选择了后者。1983年，当时的《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其中有：“陈天华、王懿荣为了向外国侵略者表示抗议，不惜蹈海坠井而自尽，显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如此评价，王懿荣当之无愧。

高风亮节

刘鹗作甲骨文著录第一书

当然，在谈到甲骨文被发现这一奇迹的时候，来自山东潍县的几位古董商人是不能不提的。如果说王懿荣是慧眼识甲骨，那么第一个带着龙骨上门请教王懿荣的潍县人范寿轩（或范维清），应该在发现甲骨文的链条上是很重要的环节，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据1936年完稿的《潍县志稿》“艺文志”记载：“范春清字守轩，范家庄人，好贩鬻古器，与弟怀清游彰德小屯得商爵。岁次复往，屯人出龟甲相示。春清以钞数千购四五十片，去京师谒王文敏，懿荣见之惊喜不置曰，君等真神人，何处得此，以厚偿留之。”近些年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另一位潍县商贾范维清（字缉熙）是第一位发现并贩运甲骨给王懿荣的那位“潍县范氏商贾”，而范寿轩（守轩）则是向天津人王襄贩卖甲骨的潍县商贾。范维清与范寿轩同是潍县范家庄人，不知哪里出了差错，以讹传讹，把两个同村同宗的范氏爷们儿整成了一个人。

范寿轩也好，范维清也罢，他们都为甲骨文的发现尽了自己的一份不可或缺之力，在甲骨文发现史上，应有其一席之地位。

王懿荣殉国之后，其收受的一千多片甲骨被他的好友刘鹗收藏。刘鹗，字铁云，原籍江苏丹徒，出生于六合县，后随父移居淮安。但是，刘鹗真正出其名，为人所识，与他帮山东巡抚张曜治理黄河关系密切。特别是以叙写济南风光为题材的小说《老残游记》出版之后，名声大噪，成为那个时期最著名的小说家、文学家。从这点讲，刘鹗是一位地道的齐鲁学人无疑。而他在甲骨文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就是接续了王懿荣未竟的事业，整理出版了第一本著录甲骨文著作《铁云藏龟》。

刘鹗在治理黄河以及治河思想上的贡献，可与他收藏传播甲骨文相媲美。1899年，清政府准予测绘《三省黄河图》，自河南入境开始，涉直隶至山东利津县海口，刘鹗任鲁河下游提调，负责黄河最下游一段的测量绘图，第二年直接调入山东办理河工。刘鹗凡事亲力亲为，不仅完成了《三省黄河图》，后来还根据在河南山东工作期间的乡村调查，实地勘探，出版了《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成为第一本通过实地考察结合史料完成的有关黄河流向变迁的书籍。另一本《治河五说》，则是刘鹗治河思想之总汇。由于刘鹗治理黄河有功，1893年被山东巡抚福润“以奇才荐，乃征试于京师，以知府用”，离开济南进京成为朝廷官员。

正是因为这次进京，使刘鹗有机会结交贵为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成为挚友，为日后成为甲骨文著录第一人打下基础。难能可贵的是，因甲骨文二人结交，因共同的志趣又形成共同的思想意识和不可泯灭的知识分子应有的家国情怀。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他看到大批北京民众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很是着急，想尽办法解救百姓于水火中。俄国军队攻占太仓，准备烧毁仓库中的粮食，刘鹗闻此立即通过朋友筹措资金，买下这批粮食，赈济平粜，救活了众多濒临死亡的北京百姓。本来这是一件对百姓来说的大好事，刘鹗却被人诬陷为“汉奸”，并另凑两桩莫须有的罪名，治刘鹗罪，秘密下令逮捕他。1908年被流放到迪化（今乌鲁木齐），翌年，因脑溢血辞世，享年53岁。

刘鹗一生中取得的成就不是一点，他的治黄工作、开采山西煤矿、赈济北京灾民、著录甲骨文第一书《铁云藏龟》和写作小说《老残游记》，凭其中任何一项就足能使一个人感到自豪。《铁云藏龟》所具有甲骨文研究的开拓性，载入史册。该书是刘鹗编印的“抱残守缺斋所藏三代文字之一”，其后还有《铁云藏陶》《铁云藏泥》等有关古文字方面的专著。台湾著名甲骨文学家严一萍在《铁云藏龟新编》一书的序言中，对刘鹗给出了恰如其分的高度评价，他说：“知其所重而定为殷人之物者刘氏也，拓墨付印以广其传者亦刘氏也。”王懿荣殉难之后，他所收的一千多片甲骨为刘鹗辑有，刘鹗继承好友之志继续收集流散于社会上的甲骨，达到五千多片。刘鹗从这些甲骨中挑出一千多块精品，拓墨印制，供世人相悦。仅就此而言，即可体现出刘鹗的高风亮节，假如他不是将自己所见所藏的甲骨印制成书，而是秘不示人，或者自己独占独享，那么，甲骨文的研究事业或许不知会延至何时。

《铁云藏龟》出版之后的1921年，一位年轻的齐鲁学人出版了《殷墟书契补释》一书，他的名字叫柯昌济，此年小柯只有19岁。柯昌济，山东胶县大同村人，1902年出生在一个颇有影响的名门望族、书香门第。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文史研究院，1934年加入中国考古学社，1949年之后先后任职山东省文史馆、济南史学会，晚年入职上海社会科学院，1990年去世。其父柯邵忞是晚清民国著名学者兼官员，不仅历经八九年完成《新元史》，还是国民政府清史馆总纂，是自始至终主持《清史稿》编纂工作的少数几位学者官员之一。

受父影响，柯昌济与其兄柯昌泗分别拜王国维、罗振玉为师，研读经书、古文字、金石，并受到王国维的亲自勉励，“锲而不舍，未来定有大的作为”。《殷墟书契补释》共考释甲骨文字、词60个，多为前人从未释义、释疑，虽出现了一些误解，也不是一部完整解读甲骨文的书籍，但以柯昌济19岁年龄去看，还是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在甲骨文研究史上有独特的学术地位。

在甲骨文研究的前期，有第一代“甲骨四堂”，还有第二代甲骨文研究者，被称为“四大弟子”。“甲骨四堂”名气显赫，无人不晓，他们是“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彦堂”董作宾、“鼎堂”郭沫若；“四大弟子”是唐兰、容庚、柯昌济、商承祚。

傅斯年吴金鼎

以及殷墟发掘现场的齐鲁学人

甲骨文具有很高的学术和收藏价值，一经发现迅即引发一场无序的寻找与买卖的明争暗夺。由于当时售卖甲骨可以发大财，大批古董商来到安阳小屯抢购，然后哄抬价格卖给收藏者和研究者。据说到1928年前后，一片甲骨一个字卖到一两金子，导致小屯村附近乃至整个安阳县境内的许多地方，村民到处打洞挖坑，寻找甲骨。据不完全统计，从1899年到1928年，私人发掘出土的甲骨达到了十万片左右，数量非常惊人。这些非科学无理性的挖掘就是为了找到甲骨，发财致富，对于地质地理情况毫不知情，挖到哪里算哪里，他们只要甲骨，很多价值不菲的其他文物都被废弃。殷墟遗址遭到严重破坏，同时众多外国人赶到小屯村，进行大肆收受，带到国外，造成重大文物流失。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许多有志之士站出来呼吁政府及研究机构，对小屯村进行有序的保护性挖掘。192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任所长，他立即组织对小屯村甲骨出土情况的调查和挖掘准备。先是在史语所内设置考古组，聘请从美国归来的李济担任组长，这是一位具有现代考古学知识和研究能力的人类学家。同年8月，傅斯年派董作宾到小屯村调查甲骨出土的情况，确认甲骨尚未被村民挖完，有继续发掘研究的价值。10月，史语所考古队正式进入小屯村，对周边加以保护，同时开始抢救性发掘工作。从1928年10月到1937年7月，史语所共进行了15次发掘，基本圈定殷墟的范围与整个城市的布局，横跨洹河，东西长6公里，南北宽5公里，面积约有30平方公里大小。

殷墟发掘是第一次由国立学术机构主持完成的，标志着近代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诞生，在中国学术史上有重大意义。殷墟考古不仅取得无可估量的学术成果，还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考古知识和胸怀的考古学家，以及历史、人类学家，对中国考古学的创立发展、完善、成熟，打下了坚实基础。作为史语所的领导者，傅斯年功不可没，著名史学家邓广铭认为：“中国没有个傅孟真，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出生于山东聊城城内北街，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傅斯年考取山东官费留学生，先后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傅斯年组织领导了安阳殷墟遗址和济南龙山城子崖遗址的科学挖掘，1950年12月病逝于台湾，享年54岁。

其实，在殷墟遗址的发掘现场还有不少来自齐鲁大地的考古工作者，现代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就是其中一员。吴金鼎，字禹铭，1901年出生于山东安丘万戈庄，1924年毕业于齐鲁大学文理学院，留校任教，1926年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在导师李济的指导下研究中国人种兼治人类学及考古学，1930年进入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考古组工作，跟随导师李济和董作宾进入发掘殷墟遗址现场。1933年考入英国伦敦大学，1937年毕业获博士学位，再次回到史语所考古组工作。抗战爆发，吴金鼎投笔从戎，加入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洪流中。抗战结束，即刻投入到母校齐鲁大学的复校重建工作中，先后担任训导长、文学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和图书馆馆长。1948年，吴金鼎病逝于济南，年仅47岁。

吴金鼎对中国考古事业的最大贡献不在殷墟，而是在于他发现了城子崖龙山文化，而龙山文化其实是与殷墟相向而行的具有相等意义的人类文明重大发现。两个文化遗址在同一时期，由史语所考古组的同一批人进行发掘，堪称那个时期中国文化之盛事，当载入史册。

参加殷墟遗址发掘和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的齐鲁学子和技工还有很多，他们无论如傅斯年、吴金鼎为后人所知，还是默默无闻，其贡献都不可泯灭。

甲骨学方兴未艾

齐鲁学人后浪推前浪

120年来，齐鲁学人一代携一代，上下承继，后浪推前浪，从未停止过对甲骨文的研究探求脚步，甚至像血液流进了这片沃土的文脉经络。

山东是甲骨文收藏大户，1998年齐鲁书社出版发行《山东省博物馆珍藏甲骨墨拓集》，选取该馆所藏甲骨中的1970片精华部分。本书编著者——著名甲骨研究专家刘敬亭，在后记中写道：“山东省博物馆所藏甲骨，大部分是罗振玉所藏。”罗振玉是大名鼎鼎的“甲骨四堂”之一的“雪堂”，与《铁云藏龟》的著者刘鹗是儿女亲家，1901年他在刘鹗家第一次见到甲骨文，就断言：“此刻辞中文字与传世古文或异，固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敝）、杜（林）、杨（雄）、许（慎）所不见也。”罗振玉对甲骨文的最大贡献是他最早探知了甲骨文的出土地，得知消息后即下手购藏与研究，共集甲骨三万多片，并亲自到小屯村考察，是首位来到这里的中国学者。编辑出版《殷墟古器物图录》，被郭沫若称为“在中国要算是近世考古学的一位先驱者”。罗振玉的学术成果，代表了当时甲骨文研究的最高水平，特别是他与王国维合作，共创“罗王之学”，在殷商甲骨文字等诸多领域都有开拓性贡献。罗振玉后来任职伪满洲国，也把所藏甲骨带到了东北，而山东省博物馆的罗振玉甲骨藏品就来自东北。

故事的原委是这样的，1945年8月日本战败，山东省胶东行政公署派干部去东北地区巩固地方政权，接收敌产。高兢生带领十几个人到大连远东炼油厂执行任务，在院内发现一只铁皮箱，无锁，电焊封箱。发现箱内装着什么，无人知道。他们用铁锤砸开后，箱内装有木制小抽屉73个，布制小盒11个，共嵌装1219片甲骨。据分析，远东炼油厂是一个临近海边的码头，这箱甲骨应该是日本人战败后想带走而未得逞。胶东行政公署的张修已得知后立即致电叮嘱“务必妥善保管，待机运回胶东”。这批甲骨运回胶东后先由胶东图书馆保管，1951年移交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后经专家鉴定，为罗振玉旧藏。

山东省博物馆所藏的另一部分甲骨，来自齐鲁大学加拿大籍教授明义士。山东大学考古学教授、考古学家方辉著《明义士和他的藏品》一书对此作出详解，明义士于1910年来华，先在河南武安、安阳等地调查搜集文物，后转向殷墟收受甲骨。1933年到济南任教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继续收集甲骨，据称一度达到五万多片。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齐鲁大学辗转南迁成都，明义士回国时带走部分甲骨，余下部分埋在齐鲁大学院内，绘图作记，交英国人林仰山保管。齐大停办，1952年林仰山回国前将明义士的藏甲骨图及所代管其他文物，一并交给山东省文管会，计有甲骨八千多片。同时交还的还有齐大藏甲骨65片，广智院美国人伯根所藏122片。据刘敬亭介绍，另有山东省图书馆收藏甲骨一盒9片，黄县王惠堂捐赠三盒69片，山东省文管会收购190片。

当然，山东不仅是甲骨收藏大户，在甲骨文研究方面也是贡献卓著。除却已经提到的刘鹗、柯昌济，坐落在山东的两所著名大学也是代有人才，成果丰硕。曾任教于山东大学的陈梦家、丁山、高亨、王献唐、殷孟伦、殷焕先、黄公渚、田昌五、徐连城，以及齐鲁大学的顾颉刚、钱穆、吴金鼎、胡厚宣等，都在甲骨文的研究方面作出成就。如陈梦家著《殷墟卜辞综述》，胡厚宣主持编著《甲骨文合集》，影响至今。丁山关于新殷本纪、氏族制度、方国征战的研究，都是独树一帜。高亨从古文字源流入手研究，由甲骨文探求古文字的本真，以甲骨释金文、古文、篆文，乃至汉隶、魏碑诸体之变求。王献唐是山东金石学与考古学集大成者，从甲骨文的考字释证，到山东古国故国古族的系列研究，自成体系。王恩田、孙敬明、栾丰实、方辉等，作为后来者，承继先贤诸公的成就，作出新的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山东大学考古系对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的发掘研究，取得非常可喜的成果，这是目前已知的山东省最大的一处以商代文化为主要堆积的古遗址，而且也是全国范围内发现最早、研究历史最长的商代遗址。2003年春季发掘中出现商代甲骨文，第一次看到武丁时期殷墟以外商代地方贵族祭祀和日常活动的文字信息。方辉认为，大辛庄甲骨文除了在行款和个别字的写法上具有自身特点之外，总的方面与殷墟卜辞保持相当高的一致性。因此推断，大辛庄是殷墟之外非王的地方贵族聚集地。方辉为此专著《大辛庄遗址研究》，对大辛庄商代遗址作了细致、深入的释解，是新一代齐鲁学人孜孜追求、勇探未知的代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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