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历史风云弘扬爱国精神

历史小说家穆陶专访——

120年前的戊戌变法已经刻印在中国近代史册上,2018年亦是戊戌年。两个甲子过去,为纪念这个重要的年份,中国作家出版社最近推出著名历史小说家、潍坊市作协名誉主席穆陶的长篇历史小说《戊戌变法》。日前,记者走近穆陶,听他讲述120年前的这段历史,讲述自己的小说创作。

/戊戌年/

创作初衷对英雄的纪念与尊重

眼前的穆陶面容清癯,透着谦谦君子的儒雅之气,话虽不多,却句句透出思想的睿智。采访从作家出版社近期推出的《戊戌变法》开始。

这是一部耗时八年精心打造的长篇,十几年前,穆陶正在创作《唐音三部曲》,他的脑海里却不时回荡着“改革”二字,于是他从唐代的“永贞革新”想到了近代的“戊戌变法”。他说,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一次重要的文化“启蒙运动”,也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运动。它虽然以夭折告终,但为救亡图存、改变国家命运而不惜牺牲的志士仁人的英雄精神,却永留人间,值得人们世代敬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知识分子固然决定不了国家的改革问题,但,知识分子有责任、有权力思考改革,关注改革,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思想。

1958年,戊戌变法60周年时,由中国著名教育家、政治家吴玉章主持,举行了“戊戌变法纪念会议”；戊戌变法100周年时,中国史学会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世界性的国际学术研究会,来自欧美等世界各国的160多位中外学者参与研讨,主题是“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通过这一简略回顾,穆陶进一步感受到了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及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影响,所以决定研究这段历史,并酝酿将其写成小说。

写《戊戌变法》是基于一种怎样的认识和初衷呢?穆陶说,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这样的作为,都会永远赢得人民的怀念。“对英雄的纪念与尊重,是为了培养英雄意识,为了造就国家精神,为了将社会推向前进。”这正是他创作《戊戌变法》的初衷。

2010年前后,穆陶的《唐音三部曲》已经写了五万多字,他却果断地停了下来,转入戊戌变法的研究与构思,开始翻阅大量资料,并去北京国家图书馆查阅原始文献,从他在小说后面开列的那大量的参考资料中,不难看出他对于历史小说创作具有着怎样的毅力与严谨。

“典章制度、朝廷礼仪,是不可以想象与虚构的,必须有据可查,合理可信；人物的语言要符合时代,要有历史感,这样才能体现历史的真实。”穆陶说,那几年,他久久地沉浸在史料当中,深深地思考这段历史,然后他慢慢地从史料中走出来,带着自己的思考,以不可遏止的激情,把这段真实的故事写成了50万字的小说。

创作历程孜孜八年甘苦自知

八年时间的《戊戌变法》创作,对于穆陶而言,付出很多。为了积蓄写作时间,他婉拒了诸多应酬,白天忙完必要的家务,夜深人静时,打开电脑,开始写作。“虽千万人吾往矣”,书中英雄人物的壮行豪气鼓舞着他,使他在痴迷状态中,笔不停辍。

菜市口“是一个杂草丛生的地方,四周不远处,有几处颓垣断壁,传来断续狂吠的狗叫声。就近几株白杨树,直插云霄,有几只乌鸦从树间飞过。”小说写到最后,戊戌变法失败,爱国志士被押到菜市口,穆陶几度停笔,扼腕长叹,他不忍心维新志士们命丧黄泉。他忍着心中的悲痛与激愤,终于将《戊戌变法》写完,他希望让人们看到封建专制的残暴,让“六君子”的名字永留史册。

在写《戊戌变法》的日子里,他的心头常会袭上一种沉郁之感,他为百日维新中牺牲的志士哭,又为当下某些文艺作品的“娱乐至死”心生忧虑。“当下的一些文艺作品,尤其影视作品,以低俗的娱乐赚钱为目的,放弃了对道义的坚守,放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甚至诋毁英雄,否定革命,与共产主义信念背道而驰,这个问题必须要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穆陶说,《戊戌变法》中,对于塑造谭嗣同这样的英雄形象,顶天立地、大义凛然、舍生取义、视死如归,既是取材于历史上真实的谭嗣同,也是他自己心目中的谭嗣同,是倾注了敬仰之情的。

刻画英雄人物,叙写爱国主义,是穆陶历史小说一以贯之的主题。从《林则徐》《屈原》到《戊戌变法》无不充融着一种浓浓的传统文化的馨香和对英雄史观的温情。有评论家认为:穆陶是带着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去进行历史书写的,在他的笔下,历史中的英雄和伟人的身影未曾远去,他们对民族强盛的拳拳之心,对现代中国的探索依然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借古鉴今,在没有神话的时代呼唤神话,在忽略英雄的时代书写英雄,这正是穆陶倾力于历史书写的用心。

/那些年/

命运波折病休辍学坎坷从医

1942年穆陶出生在安丘白芬子镇(现兴安街道)林家屯的一个农民家庭。读过私塾的祖父算是全村最有文化的人,受其影响,穆陶四五岁开始便读《三字经》《千家诗》,后来读《封神》《水浒》,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初中一年级时,上海《青年报》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作《我要自己种甜瓜》,在学校传颂,催生了他朦胧的文学梦想。

本来在他面前摆着一条由大学到作家的光明之路,未料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就在准备考大学时,一场突如其来的肺结核导致他休学一年。他病愈准备复学,父亲却突然离世,家中的顶梁柱倒了,作为长子,他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担,由人介绍做了当地乡镇税务所的一名临时工,以此挣点微薄的工资来维持家庭生计……

休学养病期间,他自学中医,读了很多医书,《内径》《灵枢》《伤寒》《金匮》……凭着学到的知识,他到当时的公社卫生院做了一名“医生”。由于他勤勉认真,不久被组织提拔为卫生院副院长,后来又到了县卫生局、地区卫生局工作。这期间,他受到了著名中医学家张奇文的关注与指导,穆陶自己也希望在医学的路上有所成就。

弃医从文,文学路上跋涉三十年

然而又一次事与愿违。张奇文先生不久上调省城,穆陶彷徨无依,学医不成,只好另寻立身之道。少年时期文学梦又重新燃烧了起来。恰在此时,潍坊市文联成立,在领导的支持下,他进入文联,开始了文学跋涉之路。这条漫长的路,一走就是30年……

他开始陆续在报刊发表文章,第一篇论文《盘中诗为汉代作品刍见》于1985年在《南开大学学报·哲社版》发表后,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转载,从而在学术界引起反响。

穆陶的主要文学成就是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1988年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红颜怨》出版,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印行20万册风靡一时。著名文艺理家陈荒煤(1913-1996)、著名作家陈白尘(1908-1994)等撰文给予高度评价,该小说于出版的第二年获“泰山文艺奖”,并在台湾出版繁体版。

从书名看,《红颜怨》似是一部“香艳之作”,其实不然。穆陶说,写此书的念头早在“文革”期间产生。当时,他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无聊中,通过看小说来排遣迷惘和无奈,古今中外,凡能弄得到的都看。有一天逛书店,他看到了一本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便买回家,读过之后觉得像吴三桂那种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牺牲民族国家利益的人,真是国家的祸害。如果人人都能少一点利欲,多一点公德,社会还能没有和平与光明吗?于是他萌生了写一部历史长篇小说的念头。杭州大学教授吴秀明在一篇评说《红颜怨》的文章中写道:穆陶“沿着一代名姬陈圆圆悲剧命运的进展脉络,让自己当代思考意识的触角延伸到晚明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把晚明窘迫的政治状况、畸形的文化和灰暗的文人生活,以及凄惨的青楼生涯等社会情态有力地凝聚于自我灼灼的目光下,扫描、穿透,然后烘烤……”,这就是《红颜怨》的社会背景。这是一部历史现实主义作品,它能得到学者专家的重视,并非偶然。

穆陶几十年的文学写作生涯,从1988年出版《红颜怨》到1991年的《孽海情》,再到1995年的《林则徐》、1998年的《落日》、2002年的《屈原》,几乎以三四年一部的速度进行着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间或写作文学评论、杂文等。长篇小说获得全国“八五”优秀长篇小说奖、台湾“罗贯中历史小说奖”、山东精品工程奖,华东优秀图书一等奖等多种奖项,《屈原》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连载,2005年在韩国出版。

/谈创作/

历史小说作家要有正确的历史观

穆陶的长篇历史小说,被国内评论界称为“当代历史小说的婉约派”(《文学评论》),又被认为是“建立起了一种独特的历史现实主义的书写文体”(《文艺报》)。

穆陶说,历史小说是现实的产物。它不是从历史的故纸堆里随意捡来一个故事加以演义就可以的,它是以作者的思想去取决素材,以作者的情感去构思情节,写的是历史上的故事,人物的灵魂却总是在现实中游荡。文艺创作要重视思想性,作者要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关心人民,关心社会,关心国家,才能写出无愧于时代的文学作品。”历史小说作者还需要正确的历史观,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就没有正确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作家,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把对国家命运的关怀放在首位,应当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文学与政治是分不开的,文学不能图解政治,但不能说文学可以脱离政治。

今年8月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北京举行了《戊戌变法》分享发布会,有多名学者专家出席,穆陶做了书面发言,他说:“几千年迄今,那些杰出的思想家以及广大劳动人民孜孜追求的‘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对此我是充满了激情与希望的。我并不满足于只是编写一些好看的故事,我更注重于把自己的心思写进书中,让更多的读者去领悟、实践‘天下为公’的理想,为人类光明的未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到一个国民的责任。”

是的,只要翻阅一下八卷本的《穆陶文集》,我们就会看到,穆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A06—A07版文/图本报记者齐英华(署名除外)

文艺创作要重视思想性

有人说,文学小说只有挖掘出“人性”来,才算得“深刻”,才是“纯文学”。这样的说法含义不清。什么叫“人性”,什么叫“纯文学”?

制造这种“理论”的人,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作品辩护。“人性”有两种,一是先天的动物的,一是后天的社会的,人的“动物性”千篇一律,无需挖掘；只有人的“社会性”才是文学内涵的要害。而这样的“人性”,本来就是文学创作的题中之义,是每一部成功的小说都应具备的,无需解释。唯需强调者,是对于这种“人性”的善恶的识别与叙事的选择。

作家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同,必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信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人生观,会去赞颂封建地主的“文明”、资本家发家致富的“贡献”,而不去描写工农大众的美德；如果你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就不会把资本奉若神明,而应当把“以人民为中心”装在心里。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明了,为什么要去绕弯子、设迷阵,把“人性”搞得那般神秘呢?文学作品的书写倾向,既是“艺术”的问题,也是“思想”的问题。同样是写水浒一百单八将,《水浒传》是反贪官、反封建利益集团的；《荡寇志》却是为贪官污吏撑腰打气,镇压杀戮人民英雄的。感染读者的东西,是它藏在文字艺术里面的思想,而不是文字艺术的“纯”与“不纯”。所谓“纯文学”一词,为中外文学史自古所未有,它只是一个独出心裁的“新发明”。文学之“纯”何所指?是指语言文字?还是思想境界?即以中国文学而言,唐代传奇小说算不算纯文学?《金瓶梅》算不算纯文学?以“假语村言”自命的《红楼梦》算不算纯文学?现代经典作家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算不算纯文学?……只能说,文学作品尤其小说,可有风格与流派的不同,不可有“纯文学”与“非纯文学”之划分。如果在文学史上都找不到定性“纯文学”的先例,那么当今文学作品,去费力设置这么一个玄谈惑听、似是而非,既无文理依据、又无实际指导价值可言的一道鸿沟,岂非妄立门户,徒滋纷扰,又有什么意义呢?穆陶

穆陶,原名林培真,1942年生,山东安丘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潍坊市文联原秘书长、潍坊市首届作家协会主席,现为潍坊市作协名誉主席。文学创作以历史小说为主,被评论界称为是当代历史小说的“婉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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