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军
安丘市西南城顶山中,掩映于绿荫葱茏间有座距今两千多年的书院,名叫公冶长书院。
公冶长(前519-前470),公冶氏,名长,字子长、子芝。春秋时齐国人(亦说鲁国人),孔子弟子,七十二贤之一,名列二十。同时,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孔子的门婿。没有颜渊那般见诸经典的常受孔老师表扬,没有子路那般为守护孔老师而战死的忠勇,也没有子贡那种治世经商的才华,却能成为圣人在七十二名弟子间亲自选中的女婿。单凭这一点,想这公冶子长,绝非泛泛之辈。
据手中有限史料,可窥者三:其一,公冶长有好德。自幼家贫,勤俭节约,聪颖好学,博通书礼,“为人能忍耻”,因而即使其被误坐了牢,孔老师亦有“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之说。其二,公冶长有奇才。学识过人,并懂鸟语,留下了不少神奇的传说,诸如书院周围青蛙因遭其训斥而不鸣、失信而遭鸟耍弄入狱,等等。其三,公冶长有大志。终生治学不仕禄。鲁君多次请他为大夫,但他一概不应,而是继承孔子遗志,教学育人,最终成为著名文士。书院相传为其隐居读书、授徒之所,后人在此建公冶长祠,又在祠西建青云寺,勒石流传。世人对其敬仰,可见一斑。
公冶长书院与青云寺必经之处,虬卷着两株四人合抱不围的雌雄银杏树。它们比肩而立,根连理,枝相交,犹如恩爱夫妻。更令人称奇的是,右边的雌树盎然恣意,透着明显的撒娇模样;左边的雄树则伸舒规矩,示人以礼让谦和的君子之态。相传,这两株银杏乃孔子携来的苗子,公冶长亲手栽植于此,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被誉为“中华第一雌雄银杏树”。此时,树身上皆系满了红绳丝带和各式小铃铛。每有山风吹来,枝叶摇动,风铃如环佩,犹闻丝竹之音,让人未进书院便感觉到一种厚重的人文气息。
由外观雄伟的“书院胜境”登临处,拾级而上,登上208级台阶,进入“公冶长书院”。放眼望去,最显著标志有碑楼两座,右首为明代万历三十五年春立“公冶长读书处”石碑,左首为清康熙十五年秋建筑的“清廉碑”,分别记载着当时修复书院的史实。此外,还有清道光九年六月立、道光二十九年七月立石通碑各一方。整座院子示人印象,诚如记载:“环房皆山,裂石出泉,树稳风不鸣,泉安流不响。”就像公冶先生潜心治学一样,从容低调、宠辱不惊。
正殿三间为公冶长祠,堂上端坐着的公冶长,不是流光溢彩的金身,而只是一尊涂了金粉的普通塑像。或许,建造者出于怕先生一人坐在那儿冷清的初心,硬是凑了两个天王相伴一旁。岂料想,让一读书先生与杀气腾腾的天王为伍,示人以感觉上的滑稽。
祠后有座“感恩堂”。内有清末大臣李湘棻的楹联牌匾:上联为“衔环结草”,下联为“感恩知德”。据说道光十二年(1832)正月,这李湘棻到公冶祠拜谒,祈求保佑他会试成功,当年四月,果然得中进士,钦典翰林院庶吉士。为答谢先贤灵应,于祠后建感恩堂,并亲撰《谢先贤文》刻碑存念,现石碑原迹犹存。
走出感恩殿,凭着拜谒其他书院的概念,我深感意犹未尽,刻意在寻找着——寻找古迹、寻找遗址,寻找与公冶长书院相称的更多文化积淀。可是回答我的,只有一山葱翠,一院清风,一缕从天边飘来的白云。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与书院相邻的青云寺,尽管比公冶祠建筑较晚(约为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3年),其间也曾遭毁。但在原址上重建的青云寺,眼下红墙绿瓦、雕梁画栋,无论庙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包括各殿内的弥勒佛、四大天王、释迦牟尼佛、六大菩萨等诸多佛像,均再现了当年佛门圣地的巍峨之风,每月初一、十五,僧人做法事,击鼓撞钟,声满山谷,气氛庄严,一派宏伟气象。
更令人困惑的,傍青云寺有一去处,曰“神根祠”,祠名乃文化大家莫言所题。祠内供奉了重修青云寺时挖出的一块酷似男根的巨石,借意佑护礼拜此物的善男信女,生儿育女如愿以偿。莫言既然题写了祠名,想来他也肯定到过公冶长书院。作为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文人,要论题词按说最得体应在书院中挥毫。可惜,偏偏把墨宝留给了“神根”。是持续散发《红高粱》酒的余热,还是仍沉浸在《丰乳肥臀》的想象中?不得而知。或许,莫言之用意恰在为后世制造点猜测空间,亦未可知。
要离开书院了,我的心里却有点茫然。一座拥有二千多年悠久历史、一听名号就令人神往的书院,一座本应成为研习传统文化、教书育人向上向善的书院,置身于重视文化立国、文化强国的新时代,竟然如是冷寂于世,了无生气,心里不禁沉甸甸的。
车开了,回望一眼仿佛恋恋不舍与我泣别的书院,我心里默念着:再见了,公冶长书院!待你重新修缮时,我一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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