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欢青
如今很害怕看两类书:一类是新出的长篇小说,总担心厚厚一本书读下来,到头来却没有任何收获。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绕开了巨大而坚硬的现实,无视人心在这种现实面前的扭曲和苦难,在一个安全、舒缓的地带纵情起舞——关键是,在思想荒芜的时代,这种纵情更多的来自欲望的发酵,是生活表层的一层绚丽泡沫。
另一类是无比枯燥的所谓学术论文,这里姑且称之为“伪论文”,它们充满各种光怪陆离的专业名词,论证着睁开眼睛就能看明白的问题;更过分的是另一种情况,它们甚至闭上眼睛,随意肢解古今中外牛人们的言论,以腐朽观念肆无忌惮地“强奸”他人的思想。
所以如今更喜欢看有“干货”的书,哪怕它们看起来是那么枯燥。抒情为零但信息确凿,如此便好。有一阵子我常常带着一本《常见文物生僻字小字典》,薄薄一本,携带方便,知识密集。这本小小的书帮我解决了很大的难题,让我在进博物馆时不会再面对着文物说明,尴尬地读不出它们的名字。唤得出名字才能感觉到亲切,对人如此,对器物又何尝不是。
宁可抒情为零不要抒情,是因为抒情一旦虚伪,便堕入矫情;期望信息确凿,是因为太多有意无意的似是而非,总让人误入意义迷沼。因此,知识密集而又情怀独具的书,总令人欣喜万分。这类书有着明确的探究历史真相的目的,但是其写作手法,却带着令人心仪的文学性,所谓“秉文学之烛,照历史迷雾”。因为诉求在历史,所以行文往往质朴无华,又因为颇具文学情怀,所以字里行间又深情款款。
比如郑岩、汪悦进先生合著的《庵上坊——口述、文字和图像》,整本书的目的,在于解析位于山东省安丘市安上村的一座石牌坊,书中口述、文字和图像等等各种材料纷繁芜杂,甚至还有对牌坊的各种测绘图,看起来这显然是一本颇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但从头读到尾,你又会觉得这是一本出色的文学作品。书的扉页是两句诗:“你知道鸟儿为谁唱?/你知道花儿为谁开?”而正文的开头是这样的:“和别的女人一样,从弯腰走进花轿的那一刻起,她的名字就被忘掉了。我们只知道她的娘家姓王,她要嫁的人叫马若愚。以后,在正式的场合和行文中,她将被称作王氏或马王氏;平日里,按照婆家当地的风俗,长者可称她‘若愚家里\’、‘老大家里\’;即使回到娘家省亲,母亲也不会再叫她的乳名或学名,而是称她‘庵上的\’——这其实是她婆家所在的村子的名字——以表明她已经出嫁。”这仿佛一本出色的小说的开头,而这种“文学性”贯穿全书,对一座牌坊的解析,勾连出了牌坊的建造者、纪念者、石匠、家谱,甚至历史的形成。一座牌坊里的历史,被完美呈现。娓娓道来的行文中,隐藏着的是作者对历史的洞见和温情。
止庵先生的《神拳考》,引用了众多有关义和团的历史资料,但笔下却是故事、是场景、是心理、是形势,几乎每一句话都有来处,但所有话却变成小说般动人。还有人们熟知的《万历十五年》,还有《叫魂》,还有史景迁的众多有关中国历史的书。《庵上坊》那座牌坊的建立是为了一位“王氏”,史景迁写过清代另一位“王氏”,山东郯城人。《王氏之死》是历史著作,但同样,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本极为出色的小说。
最新读到的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亦颇有文学意趣,又充满各种平时难得见到的“奇怪”史料。只不过看起来它的结构更为松散一些,文学性的想象更为随意一些。但随意也给意趣的生发提供了更多的缝隙,给犀利的追问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比如他会先说上日人《枕草子》中的一段“不相配的东西”,然后又跟随周作人的线索,找到李商隐《杂纂》中的《不相称》条:“穷波斯,病医人,瘦人相扑,肥大新妇”。“穷波斯”为什么不相称?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波斯人富有,于是,各种有关波斯人的有趣故事又纷至沓来。比如他会引用晚清何刚德《春明梦录》中的一段“战事奏报不足信”,原来“咸同之际,军务紧急”之时,八百里快马加鞭传到朝廷的战报,却是开战之前就写好的!“这完全是一个创作、编辑和阅读过程,战场上那些脑袋滚在地上、肠子见了阳光的人们其实是可有无可的。”“皇上必须看小说,你必须讲故事,我认为皇上们对此是‘圣聪烛照\’,心知肚明的。”“你必须敬畏‘真实\’,必须在‘真实\’面前满怀恐惧,你必须知道那是你永远不能说出的毁灭性的事情。当这些信念深深地在每个人的心里扎根,那么‘盛世\’就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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