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中的男一号宋仁宗赵祯，其历史地位究竟如何

《清平乐》改编自小说《孤城闭》。不过，电视剧对于原著的改编比较大，原著主要讲述了北宋仁宗长女福康公主和内侍梁怀吉的爱情故事，而电视剧则把原著中的男二号宋仁宗作为主角来讲述他执政四十多年治理国家的一生。

宋仁宗赵祯是北宋的第四位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是北宋执政时间最长的君主。

事实上，虽然历代文人对宋仁宗的评价极好，文献中溢美之词无数，但他本人在历史中的存在感还是偏低，主要还是在“狸猫换太子”这一经典传奇故事中刷出来存在感的。

真正让宋仁宗的存在感乃至历史地位急速上升的还是近几年的网络自媒体，“他在位时期是中国古代最好的四十年”“千古第一仁君”……

这些标题和评价绝对会吸引眼球，但是否客观却并不好说。

那么，全面客观的看，宋仁宗赵祯的历史地位究竟如何呢？

1

人品极佳

宋仁宗最让后世称道的优点自然是及其宽厚仁慈的人品，可以说，“仁”这个字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评价。

我们可以从《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东轩笔录》等文献之中记载的几件小故事中一探究竟：

有一次，宋仁宗在御花园散步，走了一段时间，感觉口渴，但发现身边的侍吏并没有带水壶，为了避免他们受到责罚，宋仁宗居然忍着口渴不说一直等到回宫才找宫女要水喝。

宋仁宗有一次加班到深夜，很想喝羊肉汤，但没有主动提出，原因是怕皇帝饮食喜好被下人无限放大，从此以后会频繁宰杀来满足皇帝的需求，他于心不忍。

宋仁宗有一次吃中午饭吃到了石子，被硌得脸色难看，却不忍心处罚淘米的下人，并叮嘱身边的人在日后也不要因此事大动干戈。

宋仁宗的仁厚还体现在他的从谏如流，广纳良言。他对于大臣的逆耳忠言都能容纳，这使得包拯这样的直臣能够涌现出来。

在君主专制的中国古代，缺乏制约的皇权十分任性。但宋仁宗身为君主，却能主动约束自己的权力，不仅不任意妄为，还能做到体恤他人，十分难得。

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赵祯病逝。根据《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虽然这个记载有夸大其词的可能性，但也足可以表明宋仁宗的宽厚仁慈得到了京城百姓的普遍爱戴。

2

文治兴盛

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而赵宋时期文化最兴盛的时代又当属宋仁宗在位时期，从陈寅恪先生的评价来看，是宋仁宗缔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鼎盛时期。

这个评价其实并非虚言，北宋从立国之初就重视文教，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到宋仁宗时期开花结果。

加上宋仁宗对文人士大夫的开明仁厚，文化领域的人才呈现井喷并普遍拥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欧阳修、梅尧臣、范仲淹、富弼、韩琦、文彦博、司马光、包拯、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曾布、章惇、王韶、吕惠卿、张载、程颢、程颐等等。

3

经济繁荣

北宋给后世的印象一直都是繁华富庶，而宋仁宗时期的经济成就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人口数量是封建社会衡量经济繁荣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根据张邦基在《墨庄漫录》的记载，宋仁宗统治时期全国人口增长了三百七十九万户，相当于唐贞观时期的总户数，唐代极盛时期的开元年间，人口最多只有八百多万户，宋仁宗末年则有一千二百多万户。

所以对于人口问题，包拯说“自三代以降，跨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也说：“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南宋史学家叶水心的《应诏条奏 财总论》记载：“祖宗盛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意思是说，北宋的税收是汉唐极盛时期税收的四倍以上。

这得益于宋仁宗对于工商业的支持，中国古代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但宋仁宗的一系列务实作为改变了这一惯例。

例如，他取消宵禁制度，建立早期的消防机制、打破“坊”与“市”的界线，允许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促使汴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城市，重视对外贸易等等。

经济的发达，也让宋仁宗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宋仁宗时期的经济繁荣程度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因为根据史学家的考证和计算，尽管明清时期的人口、国土面积等远超北宋，但经济依旧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4

科技发达

宋仁宗时期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离不开先进的科技支撑。

中国古代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有三个在宋仁宗时期得到了推广和运用。

火药应用于了与西夏的战争，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最终帮助宋朝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帆船舰队，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使得宋代大量的文献得以保存，就连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的巨著《梦溪笔谈》也发源于宋仁宗时期。

应当说，宋仁宗的开明仁厚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社会对科技的态度和风气。

5

军事孱弱

与成就极高的文治相比，宋仁宗在军事上的表现就十分不足甚至可以说是孱弱了，他在位时期有两个重大的军事事件：一是庆历和议，二是重熙增币。

景祐五年（1038年），北宋在西北的藩属部落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宣布脱离北宋，引发长达三年之久的第一次宋夏战争，这三年双方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地爆发三次大规模战役，结果宋军全部以失败告终。

虽然西夏同样损失惨重，但却在之后的庆历四年（1044年）的议和中得到了补偿——西夏向北宋称臣，但北宋每年给西夏岁币绢15万匹、7万两银和3万斤茶叶，而且李元昊在国内依旧以皇帝自居（实际上是宋仁宗默许了西夏的独立建国）。

庆历二年（辽国重熙），辽国趁北宋与西夏交战之际落井下石，一边派大军压境，一边派使者向宋仁宗索要关南十城（关南十城属于幽云十六州的范围，五代后晋时被石敬瑭割让给辽国，后来后周世宗派兵夺回）。

辽国叫嚣，如果不归还关南十城就不能继续维持澶渊之盟，将诉诸于武力。

宋仁宗派宰相富弼前去和谈，为避免两线作战，最终的结果是北宋在澶渊之盟答应的岁币基础上每年又增加了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给辽国，不过条件是辽国要帮助北宋压制西夏。

因为这一年是辽国的重熙年间，所以历史上称为“重熙增币”。

关于“重熙增币”的讨论一直颇具争议：赞成者认为宋仁宗花钱离间了辽夏关系，避免了战争，换取了和平；反对者认为辽国是虚张声势，借机“敲竹杠”，宋仁宗软弱无能、活该被宰。

此外，宋仁宗在军事上还有一个争议较大的事件，那就是名将狄青之死。

由于北宋施行“重文轻武”“以文御武”，导致终北宋一朝，可以称得上名将的仅有狄青一人。

狄青作战勇猛，文武双全，在对抗西夏、平定南方起义等战争中为宋仁宗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晚年还是因功高震主，受到了宋仁宗和文官集团的猜忌和打压，最终抑郁而终。

6

危机四伏，改革不力

虽然史学界经常把宋仁宗在位时期称赞为仁宗盛治，但在盛世之下却潜藏着许多危机。

第一个危机便是财政危机。

仁宗末年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司马光曾向宋仁宗上书称“今入者日寡而出者日滋”，意思是说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速度远低于支出增加的速度。

也就是说，宋仁宗时期国家经济发达、税收庞大却依旧入不敷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北宋的兵员数量在宋仁宗时期达到巅峰。

据《宋史·兵志》的记载，宋仁宗庆历年间，北宋全国的军队总人数在一百二十五万以上，不仅是整个北宋之最，也堪称中国古代之最。由于宋代军队全部由国家财政供养，庞大的军队数量必然消耗巨大的财政。而拥有如此庞大的军队规模，却在军事战争中屡屡失利，也恰好在侧面反映出了宋仁宗军事能力的不足。

此外，北宋每年的财政支出还有养官、养宗室、给西夏和辽国的岁币等，这便是史学界研究宋朝历史不得不提到的“三冗”（冗兵、冗官、冗费）问题。

根据《宋史》的记载“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

可以看出宋仁宗时期的土地兼并成风，到他晚年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土地矛盾和贫富分化了，这与他本人（当然他的前辈也一样）对功臣贵族的纵容有很大关系。

与之对应的是，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仅仅见于文献记载的农民起义就有三十多起，例如王伦起义、邵兴起义、王则起义等，不过规模都比较小，最多数千人而已。

此外，北宋继承沿用了五代以来的“差役法”，其剥削百姓的弊端在宋仁宗时期愈发严重，也是起义不断的一个重要诱因。

面对矛盾丛生的现状，宋仁宗也曾试图改变。

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进行改革，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主张，史称“庆历新政”。

然而，由于新政触碰了贵族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新政仅仅持续了一年多就宣告失败，以宋仁宗将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贬斥出京而终结。

而宋仁宗一直到去世，都没有再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只能留给后人，这才有了宋神宗时期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

纵观宋仁宗的执政方式，可以明显看出，他的宽厚仁慈是建立在对官僚贵族阶级的妥协和对普通百姓的剥削压迫基础之上的。

其实这无可厚非，因为这是封建君主专制的本质决定的。

然而，面对已经不断凸显的社会矛盾，宋仁宗选择得过且过、维持现状，执政四十多年，坐拥最庞大的军队却屡屡失利，税赋远超前代数倍但依旧入不敷出，不能给后世留下一个丰盈的国库，也对周边邻国没有形成军事威慑。

当然，文化的璀璨不能抹杀，整体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还达不到近年来网络吹捧的高度。

据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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