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毛与帝国：从奢侈品消费看清朝边疆

□新时报记者 徐敏

清朝皇帝的全毛貂皮袍子

电视剧《甄嬛传》里的皮草

雍正朝珠上的东珠

乾隆皇后的紫貂帽子、领口

在清代，朝廷通过进贡制度向东北地区征收毛皮、珍珠、蘑菇、人参等珍稀物产，以满足贵族阶层的奢侈品消费需求。然而，以皮毛为代表的奢侈品消费却通过进贡制度，悄然改变着东北地区的环境和生态。

近期，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新清史”派新锐学者谢健的一本《帝国之裘》引起学术界关注。它探讨了奢侈品消费下的清朝边疆史和环境史，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提供了一个历史课本之外、新鲜角度视野下的清王朝。

从一张貂皮讲起的“新清史”著作

《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谢健于2018年出版的一本英文著作。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关康译成中文，并于2019年底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两个多世纪以前，乾隆皇帝曾在《御制盛京赋》中赞美了东北地区的富饶，事实上，一些欧洲来中国的旅行家和学者也为此惊叹和赞美过。乾隆皇帝被那里多种多样的动物深深吸引住了，那里有“虎、豹、熊、罴、野马、野骡、鹿、獐、狍、麂、狼、豺、封驼、狐狸、獾、貉”。他还赞美了那里丰富的植物以及大量禽类。作为帝国的统治者和这些物产的拥有者，乾隆帝也用这些最珍贵的物产丰富自己：貂皮和水獭皮的袍子、口蘑、镶嵌东珠的帽子。

谢健的论述正是从热衷于穿动物皮毛的清朝宫廷贵族开始的。清朝皇帝通过进贡制度，向这一地区征收毛皮、珍珠、蘑菇、人参等珍稀物产。这些物产不仅仅是物产，而且代表其产地所具有的纯真、丰饶、充满生机等象征意义，作为一种永恒的家园，与皇室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但这种进贡制度渐渐对东北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仅造成了环境退化的后果，还形成了复杂的开发与控制的制度和组织。谢健这本《帝国之裘》所讲述的，正是这种宫廷贵族的奢侈品消费与它所带来的清朝北部边疆的自然环境恶化、皮毛等物品贸易的关系问题。

了解这本书之前，有必要先了解“新清史”这个概念。“新清史”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兴起的一个清史研究学派。该学派与以往清史研究相比，反对“汉族中心论”，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和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该学派的主要代表学者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欧立德和柯娇燕，而谢健正是师从于以上两人，他也被认为是“新清史”的新锐学者。尽管该学派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在学术界内屡有争议，却也不间断出版有影响力和关注度的作品，比如这本《帝国之裘》。

谢健研究清朝史的优势还在于，他虽是美国人却精通汉、满和蒙古语，写作过程中查阅了此前大量未被重视的满蒙文献——这从本书的注释所占篇幅就能看出来。这本字数约30万、260页的书，仅注释就占据了约30%以上的篇幅。即便如此，这本严谨的学术著作不论从所论述问题还是方式上，也都可以看作是一本可以走进大众的史学作品。

清廷中以皮毛为主的奢侈品消费

从清朝都城北京的视角来看，谢健发现清朝人热衷于穿戴皮毛。

1780年，来到中国的朝鲜饱学之士兼讽刺作家朴趾源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穿着档次不一的皮毛。朴趾源参加的使团向乾隆皇帝进贡后，乾隆帝将代表大清慷慨好施的礼物貂皮赏赐给了他。

“努尔哈赤端坐在鹿角制成、饰以虎皮和鹿皮的宝座上，被漆器和丝绸以及其他象征财富的物品围绕着。皇帝们也在菜单中专门给野味留了位置。”谢健如此表述清朝皇室对皮毛以及这些野生动物的热爱。为了不忘祖先的狩猎传统，清朝皇帝也参与狩猎，康熙皇帝独自射杀了数不清的鹿、135只虎、20头熊、25只豹、20只猞猁狲、96匹狼和132头野猪。文人学者们不断引用这些数据让人们知道这名皇帝的勇武，而康熙皇帝的孙子乾隆帝在11岁时勇敢地站在被其祖父用火枪打伤、迎面扑来的熊面前的故事，也广为流传。

清廷早期的赏赐行为也和这些物品有着极大的关联和亲密性。18世纪初，皇帝把皮毛赠与那些和统治集团有亲密关系的人，尤其是贵族和皇室成员，他们能够获得与其身份相符合的礼物：貂皮、东珠、马和雕鞍。皇室孙辈成员的新娘同样获得黑貂皮、狐皮和海獭皮，新晋福晋的父亲也能获得狐皮朝衣一袭、黑貂帽一顶、狐肷袍一袭以及制作衾褥的海獭皮。这些不同动物皮毛的衣服穿在何种身份的人身上，也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谢健举例说，在努尔哈赤时代，最高级的精英穿戴东珠、黑貂皮、猞猁狲皮，地位稍低的贵族穿松鼠皮和鼬鼠皮。镶嵌在帽子上的珍珠也有严格规定：亲王头上佩戴10颗东珠、郡王8颗、贝勒7颗，最末一级贵族1颗。

叙述到此，谢健从汉语词汇创新的角度论及皮毛文化的深刻影响——实际上，猞猁狲、东珠（淡水珍珠）、口蘑（长城以北的一种蘑菇）、扫雪皮（一种白鼬的皮）这些词汇在此前汉语中并没有。17世纪以后，语言学家们才对照满文在汉语中增添了这些新词汇。

比起那些虽然干货满满但是文字冷峻枯燥的史学家，谢健是个会讲故事的历史学家。他的文字绵密而又严谨，信息量庞大而又相对生僻，但他在叙述中穿插了生动有趣的历史事件而使得行文并不枯燥。读者就这样追寻着庞杂文献中梳理出来的皮毛，或者说奢侈品线索，透视到另一个角度的清朝社会。

被进贡和交易改变的边疆生态

清朝奢侈品消费庞大，而这些奢侈品的来源基本是东北地区，自然会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和环境带来很大影响，这是谢健在《帝国之裘》一书中重点论述的另一个问题。

“为了满足这些奢侈品需要，体现唯我独尊的统治地位，垄断奢侈品的供应，统治者们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组织大量的人员对奢侈品的生产、运输、管理进行监管，形成了帝国对满洲蒙古独特的管理制度，这些制度也反映了帝国对边疆地区的重视程度。”以1799年宁古塔地区为例，朝廷一度要求普通人家每户缴纳一张貂皮，官员家庭2张。该制度

是有弹性的，如果一年没能完成任务，可以在第二年补上，依旧可以领取

到朝廷因此而给予的赏赐。

在谢健的研究中，这种进贡制度其实很早就出现了问题。例如，1750年乾隆帝就注意到从宁古塔送来的皮毛质量有所下降；1765年，朝廷报告宁古塔的毛皮尺寸太小，颜色也不正常；1772年，乾隆帝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在这些案例中，朝廷怀疑商人在处理毛皮以及珍珠、人参和蘑菇时出现了非法贸易的问题。于是，朝廷在东北和北京之间设立了商品检查站，企图解决非法贸易带来的毛皮质量恶化的问题。当然，朝廷的这个“非法贸易”的推论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

尽管朝廷继续强化进贡体系的力度，却收效甚微。谢健认为，仅从清廷内务府的档案中接受皮毛的详实数字中发现不了什么，但是对比东北地区的一些满文奏折，就会发现另一番景象：以某一地区为例，1816年进贡的貂皮数量达3800张，1831年跌至1878张，此后年均最多1200张。一种接一种的动物从森林中急剧减少：最早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貂，然后是19世纪60年代的松鼠，最后其他有价值的动物皮毛也消失了。作者的结论是，在1760年—1830年之间，东北地区出现了剧烈的环境变迁，它和史无前例的商业扩张和自然资源开发热潮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改变了中国东北地区的生态环境。

《帝国之裘》的内容观点在学术界新颖而尖端，出版后快速引起关注和争议。比如谢健的观点是清廷的消费造成东北地区的皮毛短缺，国内有学者却认为，当时在全球性的皮毛贸易之中真正占据主导性的是俄罗斯，而不是中国。东北地区有多少珍贵皮毛流入了国际市场，这一点很值得商榷。

值得肯定的是，谢健在本书最后警示人们，“虽然天下是一个统一体，但事实没那么简单，其中也充满矛盾。环境的变化迅速、剧烈、反常：帝国面临的问题延续至现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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