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与现实的无奈

《我不是药神》是近年来罕有的现实主义商业片。

按惯例这类以平凡小人物为主人公，描写民生之艰难的影片，由于市场接受度有限，每年只能以文艺片的面貌在众多电影节上寻觅一圈，得奖或不得奖都和普通人无甚关系，最后进入央视电影频道某个不知名的时段悄无声息地播放。即使个别作品有幸在院线公映，多半也是“半日游一日游”，很难收获多少票房回报——毕竟每天的平凡生活已经够让人焦头烂额的，观众们走进电影院更需要的是娱乐，而不是看了电影再给自己添堵。

然而“娱乐”，总会以多种多样的形态出现。当看惯了好莱坞救世英雄在天上飞来飞去，或是东北老乡们不断戏耍打闹，观众偶尔也会想欣赏下比如印度人民的励志竞技，或是看看周围比自己更为艰苦生活的普通人。这样的爆款不可能每天出现，有时几年也出不了一部，却永远会打动观众的某处痛点。

《我不是药神》，借助宁浩、徐峥的号召力，以“假装喜剧”的前期宣传策略吸引了不少影迷的关注，现在又凭借影片优秀的质量与主题的鹤立鸡群，成为了真正的爆款。当几乎每个观众走出影院都在讨论剧情所涉及的“医药问题”时，这部影片获得的票房成功，以及引发的社会关注，都足以载入中国电影史册。

看了影片海报，会误以为这又是部“宁浩+徐峥”的喜剧片。其实完全是宣传刻意的误导。

事实上广电总局和政府，一直在努力倡导，希望市场上出现更多的“现实主义”作品。除了每年不少“五个一”工程奖扶持的“主旋律”创作，也有更多普通观众根本看不到的作品获得了政府的资金支持而拍摄完成。在电视剧领域，广电局一直在不断要求电视台播放多少多少比例的“现实主义”电视剧，同时控制古装剧偶像剧谍战剧的产量。包括《人民日报》都发文批判过《谈判官》这种“披着现实主义外衣实为偶像剧”的“伪现实”剧种。

大家为“现实主义”操碎了心。就怕观众娱乐过度，而忘记了从文艺作品中提高审美情趣、发掘正确的三观理想。

《我不是药神》，从创作手法来看，正是市场上缺少的，标准的“现实主义”：全程手持的镜头贴近人物；白描而克制抒情的手法、剪辑的细碎都接近于纪录片风格；更为高超的是在编导演们的集体创作下，人物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都有一种“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写实感，而非刻意夸张的哗众取宠。徐峥饰演的药店老板、王传君饰演的上海小男人、周一围饰演的警官，王砚辉饰演的假药贩子，每个人物都能让观众感觉在生活中似曾相识。艺术创作的精妙难以言说，却都是创作者们多年艺术生涯的经验所成。“画鬼容易画人难”，现实主义创作的一大难点是所有主创人员必须对现实生活有细致的观察、正确的理解，以及最后一环——高超的创作能力。从编剧描写人物的精到、导演控制风格的准确，到演员打动人心的呈现，缺一不可。

《我不是药神》呈现了近些年最好的人物群像。

当然也并非完美无缺。牧师的设置，从开始就有某种“小知识分子”的夸张迂腐气质，担当的大部分是搞笑作用；脱衣舞妈妈和黄毛小工，也都是在剧中的符号性过于明显。虽然放在其他国产片中，已经算是各具特征，然而相较之下，在本片中还是处理得有些草率。

也是难为了创作者。

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下，“批判”总是比“弘扬”更符合艺术家和观众们的心意。然而“批判现实”，也意味着表现人民生活的疾苦，意味着挑毛病。但所谓“现实主义”，有时候更多希望是“正面的积极的”。而艺术家们从戏剧矛盾出发，观众们受现实情绪感染，总希望能看到震动人心的呐喊，引人深思的哀叹。

毫无疑问，“批判现实”有个“尺度”问题。《我不是药神》在“向死而生”的负能量题材中，努力发掘着若干人物身上的喜剧元素和正面价值，减弱了现实主义的拟真，也是影片整体风格的一种平衡。

最为明显的，是影片结尾充满光明导向的音乐和文字说明。原来影片故事发生在遥远的2002年，还属于“医改”之前发生的悲剧。现在，慢粒白血病的医治率已经大幅提升，便宜的特效药也已经入了医保——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就像影片结尾告诉我们的一样。

看完了，大家心中自有公论。

从讽刺意味的原片名《中国药神》，改成《我不是药神》，也是一种应变。

除去这些部分，影片总体立场仍是相当尖锐的。医生们缺少人情味的医治方式，群众集会对抗药厂代表的为富不仁，公安干警们的整体面貌，都属于国产电影中罕见的表现。每一处细微的动作，几乎都是一次突破。比如勇于揭露卖假药大会的是“上帝的仆人”神父；舞女有钱之后，最好的花钱方式是让经理给自己跳一支钢管舞……

所有这些情节，细看之下，皆是触目惊心，皆是光怪陆离。

而更让人揪心，是病人们为了活下去而发出的声音：懦弱的上海男人需要以自杀来挽回自己的尊严；病重的老太太恳求警察放过便宜特效药，也给自己一条生路；而徐峥更是愤怒地喊出“他只有20岁，他有什么罪？”，得到的却只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呐喊，却都没有回音。

所有戴着口罩的面孔，都拥有着“活着”这一基本愿望，与每个普通人类似。当他们站满画面既看着影片中的角色又看向镜头外的观众时，是令人无法直视的。我们能解读为面对无法治愈的病痛，全人类共同的无奈；面对药厂和不合理的药价，贫穷病人们的愤慨。

当所有观众走出影院，仍然在议论影片涉及的医药话题之时，他们更多是在担心：“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该怎么办？”

批判现实，却不一定有办法。

现实的问题永远无法像影片最后一样，通过几行字幕就能获得圆满。即使逐渐有了便宜的特效药，但更多能够治病的前沿新药，未来仍然会是天价到普通患者无力承受的地步。从药厂的逻辑来说，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美元的开发费用，必须通过高药价来逐步收回；而仿制药厂只需面对较低的制造成本，虽不是假药，却是不择不扣的“盗版药”；如果所有药价都便宜而有效，那么最终将没有傻子砸钱去开发新药，医药的进步将举步维艰，人类面对“不治不症”也永远无法攻克。这是一个死局。

病人太多，医院和医生满足不了所有病人的需求；即使医生数量足够，医治能力也有高下之分，三甲医院和主任专家数量永远那么少，能治愈的病人数量有限，而所有病人却又都想找最好的那位大夫来治病。大量需求与有限资源的矛盾下，“穷人排队看病难，富人出钱能救命”的现实，无论如何也无法调解。

就像片中那个还算仗义的假药贩子所言，这么多年看下来，人永远只有一种病：

“穷病”没法治。

影片主人公原型陆勇

《我不是药神》提出了问题，却不可能给出问题的答案。就像每个人生活中的艰难和困顿，我们都能看到，却无力承担。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不是为某些人歌功颂德，而是反映普通大众的疾苦，让我们更清晰的看懂自己的人生。然而出路，却仍然在影片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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