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

托尼·朱特是著名的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他的学术研究多次转向,但始终关注人权和道德问题。他对20世纪的系列重大议题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深入讨论战后欧洲、中东危机、伊拉克战争、“9·11”事件、世界新秩序等,关注公正、历史、国家、公共领域、记忆与遗忘的深层意义。《事实改变之后》是由他的遗孀珍妮弗·霍曼斯整理并作序出版的朱特的最后一本文集,收录了朱特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所写作的诸多重要文章,是对他持续关注的话题的最终看法。朱特相信事实、事件、数据,但在事实改变之后,他不畏惧修正自己的观点,这些文章记录了他思想的改变轨迹,也代表了他对公共生活持续的、充满热情的介入。无论是谈论巴以冲突中人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还是二战中对自己国家犹太人的遭遇选择性失明的法国人,抑或他所崇敬的加缪和奥威尔,朱特都带着一种公正的视角和清晰的道德判断。他提醒人们在走进21世纪时不忘回顾20世纪的历史,才能更加接近当下世界的真相。

加拿大当代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以小说创作成就为最,同时也是出色的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她的创作以女性主义和神话主题闻名。创作于1984年的小说《使女的故事》讲述的是在未来的美国,环境严重污染,出生率骤降,境内的神权军事独裁建立了全新的男性极权社会“基列共和国”,妇女沦为被称为“使女”的生育工具。主人公奥芙弗雷德便是其中一位。她的女儿被抢走,她自己也失去自由,但在这个男权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地方,她必须想尽办法求生。《使女的故事》出版后,成为阿特伍德的成名作。人们将这本小说视作一部反乌托邦小说,阿特伍德在1999年却说,“切记,在这本书中我使用的所有细节都是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换句话说,它不是科幻小说”,这些历史,包括集体处决、焚书、党卫军的生命之泉计划、蓄奴制、一夫多妻制……用过去的故事,制造出关于未来的恐怖感,这让《使女的故事》真正区别于其他反乌托邦作品。

近日,两只克隆猴在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出后,克隆、基因、遗传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印度裔美国肿瘤医生悉达多·穆克吉曾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其研究集中在癌症治疗和与血细胞有关的基因功能上。他的著作《基因传:众生之源》讲述了基因理论的起源、发展和未来。书中还涉及基因理论被政治歪曲利用导致的历史灾难和教训,以及基因技术与制度、文化、伦理、道德的冲撞和博弈。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限接近生命的真相,当我们能够掌控和改造人类基因时,“人类”的概念也许将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基因传》所讲的故事,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与身心灵作家张德芬以往的心灵成长故事书不同的是,《我们终将遇见爱与孤独》写的是她自己的人生。三年前,婚变、儿女远行,单身加空巢,潮水一般涌来,让张德芬措手不及,无法回归自己的中心,所有灵性教导在那个阶段几乎帮不上忙。在这个过程中,她不得不直面自己内心深处隐藏了多年的痛苦,“只有凭借自身的内在能量,才能活出想要的人生”。这部自传式作品中,张德芬直面无法逃避的痛苦,分享人生重大挫折的蜕变之旅,用亲身经历帮助每位读者摆脱生命的旧模式,挣脱他人、情绪、外界环境的束缚,修炼和突破自己,实现真正的蜕变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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