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塑新女性的时代表情张怡微

在当下阅读唐颖，最奇妙之处在于，我们会发现时下最流行的戏剧结构，可能早在十几年前的唐颖小说里都出现过。譬如《另一座城》中，全职太太突然被丈夫抛弃，很像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开篇；《阿飞街女生》中五个女孩子曲折的友谊，又像电视剧《欢乐颂》。《上东城晚宴》就更为古典，那个在纽约上流筵席出现的男子“于连”，不禁令平凡的女编剧里约化身为《啼笑因缘》里的“沈凤喜”（“想到尚师长家里那种繁华”），又或是《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而这都是她自己自愿的”）。唐颖笔下的新女性，在纽约黄金梦的虚华里晕眩，残存的理智又在意念中瞪视着她。

她们在虚华里晕眩，理智在意念中瞪视她们

今年上半年，上海作家唐颖共出版了四本书。其中长篇小说《初夜》《阿飞街女生》《另一座城》都是旧作，《上东城晚宴》发表于2016年的《收获》杂志。这四部长篇小说，是唐颖十年创作的成果。纽约与上海，是唐颖长篇小说叙事的主要地景，而上海女性，则是唐颖小说中最核心的书写对象。

我在中学时期读过唐颖不少小说，唐颖的小说语言感性，所营建的文学世界充满异域风情。如《初夜》写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如何面对自己身体的变化、心理的变化、命运的变化，人物刻画入木三分。《阿飞街女生》又写文革时期少女们心照不宣的秘密，最终成为了彼此萦绕一生的情感创痛，她笔下灰暗又甜蜜的小说气氛很吸引人。在成年以后重读她的小说，体会更为丰富。

她在纽约黄金梦的虚华里晕眩，残存的理智又在意念中瞪视着她。面对物质诱惑，上海女孩里约显然没有足够的抵抗能力，但她又是新女性，敢于正视自己的欲望，知道自己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她的挣扎是真切的，痛苦也是真切的，她从来不曾后悔与黄金梦边际擦身而过的机缘。她还能从沉沦本身打捞起奇异的温馨。虽然有些诡异，但唐颖可能写了在不同时代中，对逸乐始终怀有一丝浪漫念想的都市女性，是如何在鲜花、月光、温情的假象里一步一步走到生命中最图穷匕见的那一刻。

陈村说唐颖的小说“不励志”，这实在是精确的评价。唐颖笔下“不励志”的“淮海路小姑娘”，又与我们印象中文艺作品里的“上海女性”形象有一点落差，甚至是颓废的。我们总以为上海女性时髦、要强、世故，但凡说到“上海女人”，觉得她们浑身上下都散发出一种在逆境中暗自生活下去的力量。这是一种与命运（时代、男性）抵抗的能量源泉，何况她们转过身来还有心酸的苦衷，隐忍的愁肠。然而唐颖故事里的女孩子们，和这些特质似乎都沾一丁点边，又不能算主要风貌。她们没有一种更明确的姿态来展示自己人格层面的部分，她们只在心里维持着上海童年原生的倾慕与鄙夷，保留着自己对于生活的审美态度。

这会令对刻板意义上“上海女性”形象有期待的人失望。有人觉得上海女性似乎应该是有所不同的，她的表情、语音语调、发型身型要表现出一种明确的姿仪：出产自上海的女性，不管是天涯歌女、少奶奶、名媛还是保姆，都要是传奇。即使这种情况对上海人来说，同样感到奇异。

王安忆曾在《建筑与乡愁》一文中写道，“我以为生活在上海西区尤其是淮海路的女孩子很有抵抗力，在家里哪怕拮据到住在昔日的汽车间，出门去面对消费的橱窗。你不需要有抵抗力，否则很容易就被物质的虚荣卷走。我们在市井里面生长，都打过预防针，我们知道在物质面前如何保持自己的冷静。”这种淮海路女孩子理应有的抵抗力，到了唐颖的小说里则变得有些可疑，因为就算“淮海路小姑娘们”顶住了淮海路上消费的橱窗，却可能在纽约上东城彻底迷失。她们没有那么顽强，她们那么喜欢美的东西，那么喜欢逸乐，终于会被某种更大的、更多彩的“世面”所吞噬。

唐颖笔下的女孩，无论是阿宝、里约，还是米真真、蝶来，都那么感性、软弱、虚荣、颓废，还难以逆袭。她们对男人的爱不够坚定，容易被光环吸引（“那种时刻准备从眼下的现实撤退、朝着遥远的毫无所知的世界去的激情和自信以及需要用梦想来支持奋斗目标那样一股浪漫气息更能吸引她”，《初夜》），她们利用男人保护自己的手段娴熟（“阿飞街很多女孩子把自己的美丽当作资本，她们投资时很小心”，《阿飞街女生》），对自己个人能力的要求却并不苛刻（“她得承认，自己是个没有目标的人”，《上东城晚宴》），她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要超越男人、碾压男人……她们还有一点留恋男人的爱（“阿宝感到脆弱，无法放手这辈子只爱过一个的男人”，《另一座城》）。尤其是年少时期的恋人，那种早已被岁月包浆的决心、承诺，在唐颖的笔下都可以成为女性的心病。心病是普遍的，这就令她们心中对于情欲的留恋与对留恋故土的乡愁同构。她们觉得“理想的人生是在遥远的他乡”，就像理想的爱人永远在远方。

为虚荣“辩解”：无法放弃对美的本能迷恋

可如果止步于此，唐颖会更像一个通俗小说家，她娴熟的言情又娴熟地勾勒女性千姿百态的心灵景观，事实显然不是这样。我很好奇那些女孩子心中的“不安”到底来自哪里。她们似乎普遍是不安的、不合时宜的，又颇有自知之明。《初夜》或许是一个有趣的范例。它被切割成三个不同的时空，不是一个连续的生命经验，这种断裂被看似唯美的女性特征所遮蔽了。被遮蔽的还不止于此：

“七十年代任何一场游行在她们都成了娱乐，在她的成长岁月里，革命是生活方式，也是娱乐方式。”

“公主就是从雨林深处来的，的确很妖怪，但是，具有蛊惑力的美都是妖怪的，‘妖怪\’这个词让蝶来有一种特殊的激动。”

“一九六六年开始了另一个时代，似乎革命是先通过颜色展示出来，到处是红，红旗红袖章红标语，书的红封套，这是大的红，是革命时代的底色；之外的红都是小红，小红是亵渎，口红的红，脂粉的红，女人衣服上的红。”

“我们的厨房越来越像沙龙。”

“总之这是一间洋里洋气的房间，飘荡着一缕与时代相悖的浪漫温馨的气息，在七十年代，有点触目惊心。”

——— 《初夜》

这种奇异的紧张感和负罪感恰恰是作者着力渲染的，正由于作者对她所同情的少男少女有清醒的认知，才会不遗余力为她们的“虚荣”做辩解———在特殊的时代，“‘美\’是具有贬义的。尤其当这个‘美\’是修饰出来的，人们便说这里出来的女人很‘飞\’，‘飞\’是招摇，带些轻浮，有不正派的意味。”

这种近似消费意义的女性形象，在“不正派”到“妖怪”之间，存有幽暗、奢靡的魅力。年轻人的荷尔蒙之体，即使在最压抑的时代，从没有放弃对脂粉和唯美本能的迷恋，这令她们“全身心沉浸在这一个微小的却给自己带来巨大快感的物质享受中。”即使从未有过征服世界的野心，征服他人的意志，但她们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有情的人。但她们值得歌颂吗？似乎也不尽然。那只是一种特殊的时代表情，极其微弱的反抗姿仪，引领那些容易被物质吸引，又独自挣扎在平庸沼泽里的城市女孩调停自己的内心。

《初夜》里曾写到某位男主人公的母亲招待客人：

“铺着雪白钩花镂空台布的台子今天更显得晶莹透亮一片节日华丽，通常只有节日才出现的透明雕花玻璃果盘摆放出来了，分别放了长生果、五香豆和大白兔奶糖以及橙红色的小蜜橘，以及六套垫着同色瓷碟的细瓷咖啡杯，海参母亲在四只杯子里倒上咖啡，两纸杯里倒上可可，又拿起与咖啡杯配套的奶杯，去了一趟厨房，端出一杯还在冒热气的热牛奶。”

女主人公始终记得这些细节，这甚至成为了她成年后安身立命的尊严式的所谓“格调”。它是怎么经由体面的象征成为了习惯，又成为与格调有关的东西？这种极其女性化的体验又为何被着力型塑为一种姿态？

唐颖的回答是：“男人是长在时代的泥土上，男人是和他的时代一起消亡；可女人是超越时代的，女人的神情里有一种东西，隔了多少代你还能捕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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