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作一个人的武林片尾陈德森任性地加入了一段分钟的

在新作《一个人的武林》片尾，陈德森任性地加入了一段3分钟的花絮，让幕后武行出来说话：这其中有徐小明、袁祥仁、林迪安等著名武术指导，但更多的是寂寂无名的幕后武师。他们或是露脸，或是献声，或是仅以海报、字幕形式在银幕上回放闪现，但这已经足以感动观者。

曾拍摄《神偷谍影》、《特务迷城》、《十月围城》等动作电影的陈德森并非武行出身，但他亲历了香港动作片的黄金时代，也眼见辉煌翻篇。他说，制作这部电影的初衷是向香港动作片的台前幕后人员致敬。

曾经明星辈出的香港武行，由于传统动作片的没落已然失去了生存土壤。而随着内地影视崛起逐渐发展壮大的内地武行，也面临着行业不规范、欠缺保障等桎梏。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曾经烽烟四起的武林，了解武行背后不为人知的辛酸。

内地电影市场成香饽饽，本土武行发展壮大

在香港电影历史上，武侠、功夫片一直是最重要的一支。遥想香港武侠、功夫片辉煌的上世纪60年代，大导演胡金铨的《大醉侠》开新派武侠片之先风，张彻的《独臂刀》为香港影坛首造百万票房奇迹，彼时作为张彻御用武术指导的刘家良后来也独立做了导演，由他执导的《少林三十六房》与迅速走红的李小龙一样，走的是正宗国术路线，成为叫好又叫座的经典。刘家良的刘家班、于占元的元家班在当时已经是香港影坛地位不可撼动的武术指导团队。

李小龙的突然离世，胡金铨、张彻接连几部作品的票房失败，曾令功夫片一度进入低谷，直至80年代方才回潮。张鑫炎的《少林寺》掀起两岸三地的功夫热，元家班的大师兄洪金宝聚拢了一批专业人士成立洪家班，袁氏兄弟配合着洪家班也是一时风头无量，90年代后，更是进入好莱坞一展身手。成龙、冯克安等人在1979年成立成家班，由他们拍摄的《醉拳》、《快餐车》等影片重燃影迷热情，硬桥硬马、风格写实的功夫片一时风靡，进入了高票房的大时代。

但之后，徐克等影人引领的新式武侠兴起又宣告着上一代的落伍。90年代，洪家班遣散；1992年，成龙在西班牙拍完《飞鹰计划》后也将成家班解散；1995年，影评人列孚在《明报月刊》上发出“香港电影已死”的哀叹。彼时，香港本地影片的开机率已大幅缩减，武行们无戏可拍，一部分转战东南亚，少数人游走于好莱坞，而大部分选择北上求发展，拍摄的作品也多数从电影变成了电视剧。

随着90年代本土市场的低迷，东南亚、台湾等外埠市场的丧失，香港功夫片的黄金时代已成追忆。而随着内地影视业的兴盛，内地市场的开放成了香港电影人的救命稻草，不少香港武行来到内地淘金。另一方面，内地武行也因拍摄需求的增加而风生水起并逐渐发展壮大，与香港武行形成抗争之势。

范冬雨是科班出身的导演，却也是内地最早一批做“武行”的人。据他回忆，上世纪80年代，李连杰的《少林寺》掀起了国内功夫片的狂热，一时间，大批功夫电影，如《武当》、《武林志》等，也跟风上映。但由于没有专业的武术指导，这些电影在视觉体验上与香港功夫片相去甚远。改革开放之后，香港剧组得以来内地取景，内地和香港的武术人才因此有了更多的交流，许多内地的武行也有机会学习到香港武行的先进经验。熊欣欣就是在刘家良来北京拍《南北少林》时得到对方赏识，继而加入刘家班，后来成为著名武术指导。如今已是张纪中御用武术导演的赵箭，在90年代初签约到徐克旗下担任武行演员，在徐克执导的《黄飞鸿之狮王争霸》等影片中出演角色。

据范冬雨回忆，相比于经验匮乏的内地武行，当时香港武行在国内仍处于上游地位，“尤其当国内很多人连威亚都还弄不清楚的时候，武术指导这块基本是香港的人来控制”。但是，香港武行动辄上千港币的日薪，加上工作超八小时还得双倍计工资等行内规定，令很多内地的剧组望而却步。相较之下，随着国内影视市场的兴起而逐渐有了自己发展空间的内地武行，价格只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少。凭借“物美价廉”的优势，内地武行逐渐坐稳了位置，如今已经成为了国内武行的中流砥柱，人数占到国内武行的八成左右。

尤其是电视剧领域，大部分对功夫画面的品质要求并不高，再加上武戏与文戏的大量穿插，很多剧组为了省事省钱，也倾向于使用内地武行。范冬雨表示，“很多打戏里也带有那么一点文戏，你让导演拍完再把武戏拎出来让武行拍，效率太低了，所以很多戏直接就让武术指导带过了。”

武行有多苦？受伤率50%，可能失去劳动能力

对武行来说，摔摔打打简直是家常便饭，受伤、失禁、肌肉萎缩，甚至是死亡，都是这个工种所必须承受的风险和代价。《一个人的武林》中，陈德森有意把樊少皇饰演的“兵器王”设定为一名当红武打明星。在和杀人如麻的王宝强对决前，王宝强说了段临终送别的话：“谁能想到，银幕前的戏子，一身功夫不是演出来的。”这正是陈德森几十年来对功夫电影和这个行业的真正体会。

17岁入行，陈德森说自己从那时起就每天看到武行被摔、被打，在七八十年代，武行受伤比率超过50%，当年的成家班也曾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医院里，永远有7张床位是为成家班的人留着的。”

“早年的功夫电影片场是不让戴护具的，那时候拍一个从高处往下摔的镜头，十个武行就都排在那里当做‘后备\’，第一个人摔坏了，第二个、第三个就得接着上，救护车在旁边等着，摔坏了直接送去医院。”即便像洪金宝这种顶级动作明星，时不时也会“裸着”上阵。有一次，一个武行站在高处迟迟不敢往下跳，洪金宝大喊：“你跳不跳？”武行还是不敢，洪金宝于是亲自做了这个动作，一跃跳下坐到地上，当场失禁。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许多武行的职业生涯迅速断送。直至后期，随着动作难度的加大，动作戏对武行们的要求越来越高，武行们才渐渐有了多加保护、避免受伤的意识。比如拍摄高空坠地的戏，所谓的地板实际上加了一层“榻榻米”，即下面垫了海绵、纸壳的地板，让武行不至于实打实地跌在地面上。

一个称职的武行需要具备哪些能力？简单来说八个字：技、器、拳、车、威、火、替、杂。指的是武行要包揽特技，武器、功夫设计，要会飞车、吊威亚、枪械、爆破等高难度动作，还要能当替身，也能干杂活。即便到了如今的电影特效时代，武行依然要掌握这些技能，所以，即使再小心谨慎，武行们仍然面临着各类危险，意外伤亡事件仍时有发生。吴宇森的《赤壁》剧组曾酿成一死七伤的惨剧；内地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剧组也炸死过一名烟火师。

做武行跟运动员一样，吃青春饭，能摔能打的年数毕竟有限，而且长年累月的伤病造成的“后遗症”也为他们退休以后的人生埋下了隐患。“很多武行十几岁就出来了，但是没有想到长远，等到五十几岁，甚至三十几岁就摔不动了，有些人想要去开出租车，可是腰椎摔坏了，坐三个小时就坐不住，怎么开出租呢？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去大厦做保安、做管理员。”

动作片日渐式微，武行想混出头是个难题

如今要捧出一个像样的动作明星或武术指导，不但香港几乎没有可能，在内地亦无成功范例。对此，出身洪家班的钱嘉乐的看法是：时代变了。“以前电影公司愿意花大价钱拍打戏，大家都非常拼命，拼出来可以做副武指，武术指导，再好一点甚至能做男主角，甚至做到导演，大家都有钱赚。现在成本都用到明星那去了，没有年轻人肯拼命了，觉得没前途。”

放眼时下的内地武行队伍，业内人士称，十个武行，顶多出一个动作指导，当演员的更是万里挑一。张晋是一个成功案例，从袁家班走到幕前，更凭《一代宗师》获得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但由于人气等原因的限制，独挑大梁出任男主角的机会并不多。

做过普通武行的钱嘉乐回忆，上世纪80年代，洪金宝给他开的底薪是一万五千元港币，而且一月哪怕只拍一天戏，或受伤没法开工，一万五也照拿不误。而如今的香港武行日薪不过千元，多的两千元，再加上无法做到“日日有工开”，如今武行如果留在香港，收入并没有上涨多少。而在内地，武行的收入在十余年间也上涨缓慢，内地导演、武术指导范冬雨认为现今武行的收入与付出明显不成正比，这对武行很不公平。据他透露，90年代初，内地武行一月能拿到三四千，冲着这不菲的收入，不少年轻人加入这一行业。“但现如今，化妆、服装这块都涨钱了，道具都能拿到一万二了，武行却只能拿六千”，范冬雨感慨道，“这以后还有谁愿意干这行啊”。

近年来，武行人才流失严重，除了病痛、收入等原因，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行业难以为从业者提供安全保障。看着如今武行发展青黄不接，陈德森觉得要想重振动作电影，最需要的还是培养人才。而以钱嘉乐为会长的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公会也表明已经有了开培训班、培养武行接班人的计划。

赵箭认为，从前武行出事都是同行自救，然而互助的方式不是长久之计，“武行的收入本来就低，再让他们拿钱出来帮助别人，这样也不太好。”赵箭提出一个新的角度，“光环都是明星的，谁也不知道武行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武行的辛苦和回报不成正比，演员摆个pose就拿那么高的片酬，应该让演员来补贴武行，你拍一场戏用了几个武行，直接付费给武行。”

总结

半个世纪以来，武行这个华语片中尤为重要的行业诞生了无数个传奇，成家班、刘家班、袁家班、洪家班、神风特技队，大批名字震惊海内外。但伴随着声名远播的，却是普通武行们日夜的伤痛和无所依的后半生。

采访前，记者本想前赴香港实地探访香港退休武行，但从基金会得到的答复，却是老武行们好强、要面子，不愿面对媒体。记者获知，他们甚至不愿接受外界的资助，宁愿只靠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但愿这些付出过青春和热血的武行们，未来不是只作为片尾静默的字幕留存在电影河流中，无论观众还是行业，还都有机会为他们做些什么。而内地的武行，也不该继续甘于现状，“搵食”艰难，谁都伤不起。

(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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