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铜陵商税考略

□王 臻

纵览整个北宋时期，铜陵经济繁荣，赋税充足。其推行自由贸易的做法，客观上符合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趋势。

北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名将曹彬伐南唐，闰十月克铜陵县，初属于江南道（路），后改属于江东路池州府。同年朝廷在铜官山下设置管理采铜机构—利国监，主要负责当地胆铜的掘采。时池州府辖区含铜陵县、顺安镇、大通镇，其得天独厚的长江岸线资源、便捷的交通、稠密的人口等带来了贸易的兴盛，赋税更是具有典型的特征。

铜陵所收商税分为住税、过税和抽税。据《文献统考·征榷》记载，宋时“关市之税，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彘，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橐駞，及商人贩茶盐，皆算……。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住税和过税的征收方式都是计价征收，应税商品如果是以件数计算，且该商品又为当地官府所需用，则税务机构会对其征收实物税。铜陵由于地理位置原因，过税占有相当比重。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资料统计，北宋前期，官设税务1857处，熙宁十年时增至2011所。“岁万六千六百七十四贯。熙宁十年，在城：四千八百五十一贯七百一十三文；铜陵县：一千七百五十二贯二百四十文”“池口镇：一万三千三百八十六贯四百七十九文；大通镇：三千六百一十六贯六十二文；顺安镇：三百七十五贯四百一十五文。”数据显示，熙宁十年以前池州商税为16674贯，统计熙宁十年北宋商税超万贯之税务场，全国198处，以现今省份划分安徽有13处，铜陵当时所处池州府就有一处，可见其商税收入在全国商税场中处于重要位置。

这里还不得不提到两个人，王安石和胡舜元。胡舜元，字叔才，北宋真宗三年（1019）出生于铜陵县凤凰耆沸（今义安区新桥办事处）“世以赀名”的“铜陵大宗”之家，初授德兴县令，继迁郑县县令，后移秘书省著作郎。王安石青年时期在铜陵结识胡舜元，“微时”在大明寺（逢原堂）读书，常与胡来顺安临津驿游玩，二人结下了深厚情谊。王安石还作《胡氏逢原堂》以记其胡氏家园之胜境和同胡氏家人之深情。诗曰：我爱铜官好，君实家其间。山水相萦萃，花卉矜春妍。后至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起了一场旨在富国强兵的社会改革运动，史称“王安石变法”，其中涉及多项赋税政策。如“方田均税法”，是以清丈全国的土地为基础，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分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青苗法”是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然后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募役法”是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其费用由民户按贫富等级分担。上述财税改革增加了政府收入，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改变了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的现象。但同时变法的超前性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等诸多限制，遭到多方强烈反对，导致变法的失败。胡舜元也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严厉攻击变法是“怀利事君，贪财害民”，抨击其变法的正确性，并辞官“归隐”，“如今始觉天将晓，深闭蓬门不问津”。元祐年间王安石辞相后，依然多次来铜讲学，仍寓居于大明寺、临津驿，并写下许多诗文，特别是《题顺安临津驿》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临津艳艳花千树，夹径斜斜柳数行。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这是古临津驿唯一的诗词文字见证，通过描绘阳春三月顺安的景色，将古镇与当时的北宋京都汴梁 ( 今开封市 ) 最繁华的“金明池”大街相媲美，印证了古时顺安三月三庙会的辉煌热闹。

纵览整个北宋时期，铜陵经济繁荣，赋税充足。其推行自由贸易的做法，客观上符合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趋势。财税政策中的很多理念，对当今的税收工作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也为我们知古鉴今、以税资政留下了不竭的智慧宝藏。

（作者单位：市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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