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上海五姑娘”□钱春阳

她们曾是小城一道亮丽的风景。她们曾名噪一时，声名远播。《安徽日报》、《文汇报》等主流媒体都曾对她们进行过连续报道。她们均在治河、防汛的“火线”上入团。继之，又有两人入党。其中的陈志琴还担任了钟仓大队党支部第一书记；接着，又戏剧性地被任命为中共铜陵县委副书记……

左一胥爱莲，已病逝；左二：陈志琴，曾任铜陵县委副书记；左三：江来扣，知青组长，上海某医院医院医生，已退休；左四：胡庆妹；左五：盛红蕾

现在，基本上没多少人晓得“上海五姑娘”了。她们是当年下放在安徽省铜陵县钟仓公社钟仓大队的五名女知青——江来扣、陈志琴、胥爱莲、胡庆妹、盛红蕾。她们具有许多知青大同小异的故事——十七、八岁就离开繁华的都市，温暖的家庭，形影难离的亲人；告别课堂，告别书本，告别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来到偏远的农村……但她们却又有和许多知青不太一样的经历。

她们并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刚下放的第一年，正遇上铜陵县治理顺安河。她们虽然坚持天天上堤挑土。但挑的担子很小，一头只有一两个土疙瘩。用当时一位社员的话说，她们挑一天的，还不如他挑一担的。但她们是连泥巴路都没走过的啊！开始，她们挑堤还穿着皮鞋，甚至高跟鞋。可没多长时间，不是扭了脚脖子就是闪了腰。但她们迎难而上——赶到钟仓街，每人花两块多钱买了一双解放鞋，又匆匆回到大堤上挑土。可她们每人每月最多只能从家里获得十元钱，包括伙食等所有费用。她们挑的土虽然并不多，每担大约只有三十来斤。但即使一天上坡下坡空手走，也要走二三十里路，这对于走惯了柏油路的大都市的姑娘来说，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啊！

“五姑娘”像当时的许多“知青”一样，有一股拼劲和闯劲，苦活累活抢着干。打石硪夯土本是男人干的事。一个圆圆的、像磨盘似的石硪，四周凿了八个孔，系八条麻绳。八个人或四个人，一人拽一条或两条麻绳，把石硪掀到两米多高，狠狠地向土堤砸去。这看似简单，其实很有讲究。用力要均，落地要平。把堤夯成马蹄印，一个咬一个。胥爱莲是个不怕邪的姑娘。男人能干的事女人也能干，这句话已在她脑海里扎下了根。她非要打石硪。可她哪是打石硪的料？在掀的时候，力不足，掀不到位；落的时候，又用力拽。石硪总往她面前砸，既吓人，又难夯实大堤。男人们不带她。她不服气地说：“你们也不是出娘胎就会的。不会，学嘛。”男人们看她大不怕小不怯的，就手把手地教她。她就一遍遍地练。两条胳膊练红了，练肿了，像小牛腿似的。用当时的话来说，她轻伤不下火线。很快，她就掌握了一套打石硪的硬本领。和男人们一起打石硪。用铜陵的方言喊号子：“学大寨呀，嗨哟！要大干哟，嗨哟！……”

“五姑娘”真正“红”的时候，是在1973年的汛期。那年发大水，而顺安河新堤罗家拐段还没合龙。钟仓大队有两千多米河堤遭受洪水威胁。渗水、塌方等险工险段不断出现。钟仓小圩随时随地有溃破的危险。全大队社员全力以赴抢险救圩。“五姑娘”也自始至终地战斗在防汛大堤上。白天挑堤固防，晚上巡逻抢险。累了，站一会儿，算是休息；困了，用草袋往地上一铺，倒头便睡。那天晚上，挑了一天土的姑娘们疲惫不堪，躺在工棚里还不敢入睡，迷迷糊糊中，组长江来扣听到一声哨响。心想，不好，又出现了塌方！她赶紧推醒伙伴，二话没说，扑向险段，跳向淤泥里，挤进传泥饼的队伍，向塌方传泥饼。传泥饼不像挑土。挑土，可以跑慢点，少装点。泥饼一百多斤一个。传到谁手，不管力气大小，都要完整地、迅速地一个一个地传过去。男劳力传起来都很吃力。姑娘们双手托不动，就抱在胸前，用身体托着，然后向下一位稍倾身体，松开双手，把泥饼传过去。一直传到天亮。漏洞堵起来了，大堤保住了。 “五姑娘”都成了泥人。男人们看到她们的“熊样”，不由地竖起大姆指：上海五姑娘，真了不起！

不久，江来扣、胥爱莲被分别推荐上了医学院，胡庆妺、盛红蕾先后被招工，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陈志琴担任县委副书记的经历却有点传奇色彩。有的说她是先当书记后入党的；还有一种版本是，她正在田里栽秧时，路边突然开来一辆小宝车，说是接“陈书记”上班的……实际上，她一年前就入了党；那天，也是先通知小陈到公社，然后才坐车去县里的；所谓的“小宝车”，也不过是现在已经绝迹了的北京212型吉普……现在，历经沧桑的她在铜陵市铜官山区人大上班，为人低调。低调到至今都不要手机……

转眼间，时间已过去三十多年了，“五姑娘”都有了不同的归宿。胡庆妺、盏红蕾早已已退休回沪，江来扣现在上海某大医院供职，其中胥爱莲早已因病英年早逝。她们的经历已成为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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