禚振西：研究六十载 揭开耀瓷的神秘面纱

“关于耀州窑的研究，我们一直在路上，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揭示清楚……”10月24日，已83岁的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禚（zhuó）振西女士说。如今的她，是“国宝级”的古陶瓷专家、东方古陶瓷学会“希尔金奖”中华第一人、“铜川建市60周年杰出贡献人物”。

从1973年带队对耀州窑发掘至今，禚振西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对古陶瓷的研究：考古现场过手220多万片陶瓷残片，先后主持编写、出版了《唐代黄堡窑址》《五代黄堡窑址》《宋代耀州窑址》《中国耀州窑》等11部系列大型考古报告和耀州窑专著，发表论文150多篇，主持10余次重大发掘，赴海外讲学10余场……

专研资料十二年

她首次带队耀瓷发掘任务

1953年，在建设北京广安门火车站时出土了一批龙凤纹饰的皇家青瓷，北京考古队请来中国陶瓷考古大师和奠基人陈万里、冯先铭做鉴定。专家看后认为，既不是越窑产品，亦不是龙泉窑产品。他们查阅文献发现，耀州窑曾上贡过青瓷。

1954年，陈万里、冯先铭、李辉柄三位专家专程赴耀州窑遗址考察，最终确认和北京广安门出土的青瓷一样。这一重大发现，让耀州窑青瓷横空出世，蜚声国内外。

1973年春，铜川市灯泡厂在搞基建时挖掘出了大量的陶瓷碎片。铜川文化馆把瓷片装好背到西安，找专家进行鉴定。在省文管会，专家们看到重见天光的耀州窑瓷片赞不绝口，并立即决定派禚振西任领队，组成3人考古队到铜川黄堡进行实地发掘研究。

“我是1961年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进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那时，我在资料室整理标本，触摸到耀州窑首次考古发掘的8万多件瓷片标本时，被精美的刻、印花工艺深深吸引，拿在手上，真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1973年，我接到黄堡的挖掘任务，非常兴奋。”禚振西回忆说。

为完成黄堡挖掘研究任务

她将年幼的孩子托给街坊照顾

“抗战期间我们一家从山东逃到到甘肃，路上母亲患心脏病去世，父亲将我和弟弟养大。”禚振西说，“我们当时生活在甘肃礼县的山上，条件艰苦。但那时的苦难也是种磨练，这段生活经历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我考入西北大学考古专业，1961年毕业后又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那里，我有机会认真学习与研究耀瓷资料、整理标本、翻阅典籍。”禚振西说。1973年接到黄堡挖掘研究任务后，她便告别了家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毅然来到了铜川。“当时爱人在外地工作，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两个孩子。他们一个8岁，一个才3岁，当时只能托管给街坊李大妈……”禚振西回忆当时情形，不禁潸然泪下。

“到文化馆报到后，因为没有房间，我就和一名女同志、馆长刘本奇的爱人挤在一张床上。”禚振西说道。文革期间经费严重不足，发掘工作仅仅雇用四个民工，考古队的三个人全部参加发掘劳动。灯泡厂职工灶伙食差，几乎吃不到青菜，杂粮比细粮多。就是这样的条件，禚振西带领的考古队白天在现场发掘，晚上动手洗瓷片、写发掘日记，直至深夜才去女工宿舍换床睡觉。

禚振西带领考古队在这里开展了当时全国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5万平方米，出土了瓷片和窑具2万多件，找到了五代青瓷和唐宋多样瓷类品种，为日后耀州窑的考古研究提供了第一手鲜活的资料。

1976年，因为对耀州窑卓有成效的研究，禚振西担任了《中国陶瓷史》陕西编写组组长。这对于38岁的禚振西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中国陶瓷史》的编写过程中，通过和全国陶瓷界顶尖专家交流研讨，我才了解和认识到古陶瓷研究包括历史、文物鉴定、科研、工艺、美学艺术等多个门类，真是太博大、太有魅力了。于是我就一头“钻”了进去，这一“钻”，就再也没有出来。”

驻守13年

与丈夫携手发掘重大发现

对于禚振西来说，在她的考古生涯中，有一个携手并进的“战友”——杜葆仁。“他话不多，但特别勤奋，尽管没有大学文凭，却自学完了大学所有的考古课程。我们是1961年相识的，当时在考古所他非常勤奋。”禚振西说。因为有着共同的追求，他们成为国内文博界知名的“考古夫妻档”。

1984年，黄堡镇农民在打石灰窑时，发现了大量瓷片，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再次派禚振西前去主持耀州窑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因为杜葆仁的田野勘探和发掘功夫深，随后，他也被单位派到了黄堡镇，同时任领队。当年10月，他们揭示出一处保存完好的宋代晚期家庭式作坊和唐、宋、金代窑炉，此外还出土了唐、宋、金、元等时期大批精美瓷器。由于1984年的成功发掘，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耀州窑遗址建起了铜川考古工作站，这是我国第一个在瓷窑遗址上建立的能长年从事陶瓷考古与研究的专门机构。此次考古持续了13年，这13年中，禚振西夫妇和团队成员以考古工作站为家，常年坚守工地，夜以继日进行发掘、整理、研究。

最终，这次考古发掘出土珍贵文物200多万件，场面宏大的耀州“十里窑场”被展现出来，发掘出的多座唐三彩作坊和窑炉为我国考古遗迹首次所见。在窑址考古发掘的基础上，铜川市于1994年建成耀州窑博物馆。该博物馆是我国目前发现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多的一座古陶瓷专题博物馆。耀州窑考古发掘也被列入20世纪“中国百大考古发现”和“陕西十大考古发现”。

完成丈夫临终嘱托

4年考古“修正”耀州窑烧造史

此前普遍认为，创烧于唐代黄堡镇的耀州窑，历经800多年的发展，到元明时期日渐衰落，至明代中期停烧。但历史记载中，在黄堡窑场衰落后，耀州窑瓷业重心逐渐转向距其20多公里的陈炉地区的立地坡、上店、陈炉窑场。

然而，以往对立地坡、上店、陈炉窑场所做的考古工作很少。因此，追溯耀州窑后期的发展轨迹成为禚振西和丈夫杜葆仁毕生的心愿。2000年5月，禚振西的丈夫杜葆仁因积劳成疾，患病离世。他在生命弥留之际，依然叮嘱禚振西：“我们要对得起耀州窑，你要千方百计为这件事画上句号。”杜葆仁所说的“这件事”，就是对耀州窑后期发展脉络的研究。

2002年3月，耀州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铜川市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了陈炉地区考古队，聘请禚振西任领队，开展了对陈炉地区耀州窑3大窑址全面细致的考古调查与局部试掘工作。此次考古历时4年，他们试掘了30多处烧造区，出土陶瓷标本20多万件，发掘出窑炉20多座。尤为重要的是，考古揭示了耀州窑发展的整体历史和全貌，使此前认为的该窑“唐代在黄堡创烧，到明代中期停烧，有连续800多年的历史”的观点，被修正为“唐代在黄堡创烧，宋金扩展到立地坡、上店、陈炉。以后烧造中心东移，明代后陈炉成为耀州窑后期的烧造中心，延续至今。整个耀州窑的发展，有近1400年的烧造历史”。

“目前，耀州窑研究的报告中，还缺少陈炉窑场的。下一步，我们还打算从丝绸之路的角度编写一本耀州窑的著作。”禚振西说。华商报记者 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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