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琐忆

作为自行车王国的一个公民，我跟自行车就像多年的老友，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不过，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我这个身处偏僻小山村的少年眼里，自行车是一种高高在上者身份的象征。我仅能痴痴地目睹骑车者远去的背影，聆听那清脆的铃声，深陷由衷的羡慕里不能自拔。

自行车在我脑海里扎根是源于母亲常在我耳边唠叨的那几句话：“现在娶媳妇都要备足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三大件，你这样的穷小子连边也沾不上。不好好读书，你讨饭都没有路走。”由此可见，自行车离我有多远，远得就像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之间的距离一样。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两个哥哥家里都买了自行车。但由于他们买的都是能载货物的加重型，车身高大又笨重，加之小山村路途坎坷，又无闲人来热心教我学车，故“爱文不爱武”、爱动脑筋不爱动手的我，直至大学毕业也没有学会骑自行车。

1990年底，参加工作已半年多的我，才在女友（后来的妻子）的帮助下，通过先骑上座位再踩脚踏板的笨拙方式，学会了骑她的轻便式白色自行车。此种骑行方式延续至今。遗憾的是，没过多久，本来约好与女友一起早点去影院观影的我，被挚爱下军棋的准岳父邀杀一盘，不足一刻钟，白色自行车就被偷走了。

很快，我拥有了自己的自行车。后来，骑着自行车上班或接送妻女，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因为自行车给我留下的最深刻、最鲜明、最美好的印象，还是仿佛纸和笔一样，与我的业余诗文创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记得那是1998年6月的一天，在某企业团委工作的小杨姑娘给在该企业党委宣传部工作的我打来电话，问我可给《中国青年》杂志投过名叫《办公楼》的诗。因为投稿才月余，所以我记得很清楚，便诧异地说：“是啊，你怎么知道？”“已发表在刚到的最新一期杂志上。”平时经常光顾市邮政局报纸杂志零售大厅的我，知道那儿能买到《中国青年》杂志，立马像打足气的皮球似的从楼上一路“弹跳”到自行车棚，骑上自行车，如骑上奔驰的骏马，仿佛不是我在用力蹬脚踏板，而是自行车在竭力驮着我飞奔，来回十多里，包括买杂志，半个小时不到就返回办公室。这是我骑自行车史上最“快”也最“乐”的一次。印象中那车不是骑回来的，而是飞回来的，而那买来的两本杂志就是一双强劲的翅膀。

2005年以前，电脑尚未普及，各报刊不像现在这样都有阅读起来相当方便的电子版。每逢节假日，我就抽空骑着自行车在报刊亭较多的城市主干道两侧溜达。主要是看看自己投出的诗文有无在相关报刊发表，同时也留意一下有没有新的可供我投寄诗文的报纸杂志栏目。2006年，我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手提电脑，可以浏览部分投过稿的报纸杂志电子版。每当看到自己的诗文已刊出，便骑着自行车直奔相应报刊亭，去买回刊有自己诗文的样报样刊。那种惊喜无异于买彩票中奖并顺利将奖金领回了家。只是每次骑自行车出我所居住的大院时，总有熟人跟我打招呼，并附上一句：“徐老师，又去买菜了？”我礼貌地笑着回应：“出去转转！”其实，只有我心里知道：我骑自行车去寻觅的不是菜、米、油、盐之类的物资需求，而是去追求诗文给我带来的巨大精神享受。

五年前，因由所居住的大院内学校调到四公里之外的某校任教，我买了一辆电瓶车，自行车便自觉退居二线。就像一件被我穿过的旧衣服，闲置在衣柜一角。几乎失去了再与我相依相拥着、小舟般在人们视线的溪流里飘荡的勇气和动力，枯萎的世事的花朵一样回归记忆的厚土里，但那份余香仍然依稀可闻，常兴奋剂似的给我一阵莫名的激动。这大概就是我对与自行车的快乐相伴的由衷怀想以及对有恩于我的自行车的感激之情的自然流露。

徐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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