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种到辉煌 他是新中国羽毛球事业“拓荒者”王文教

“我回国后与当时的全国冠军交手，打了他个15比0、15比6。”被誉为新中国羽毛球事业“拓荒者”的王文教回忆道。

差距如此悬殊，深深震撼了他，这促使当时年仅20岁的他下定决心离开印尼，回到祖国，为振兴祖国的羽毛球事业贡献力量。

当今的国际羽坛，中国队乃名副其实的主角。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我国的羽毛球水平也处于起步阶段。

祖籍福建南安的王文教1933年出生于印尼，上世纪50年代初是印尼家喻户晓的羽毛球明星。1953年，王文教随印尼体育观摩团参加了在天津举办的全国四项球类运动会，正是这次比赛，让他意识到了中国羽球与世界顶尖水平的巨大差距。

王文教在第一届全运会羽毛球男子单打比赛上夺得冠军（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 章梅 摄

运动会结束后，王文教又随团赴沈阳、上海等多地参观，看到祖国上下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离开印尼、回归祖国的想法也悄悄地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

可这又谈何容易！回国，意味着不仅要放弃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已经取得的荣誉地位，而且要与生活在印尼的亲人们分别。“我妈妈不同意，她说，你要回去受苦。我跟她讲现在有变化，新中国跟旧中国不一样，我母亲不信，结果我还是要回来。”

1954年，王文教不顾印尼方面的阻拦和家人的反对，与搭档陈福寿等华侨青年一起，踏上了归国的旅程。为此，他们毅然签下了“永不回印尼”的保证书。

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王文教的命运，也让中国羽毛球迎来了加速发展的春天。

第一届全运会羽毛球男子双打冠军福建队队员王文教、陈福寿，亚军上海队队员施宁安、黄世明（左至右）。（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 章梅 摄

回国之后，国家体委以王文教、陈福寿等为主，在中央体育学院成立羽毛球班，王文教担任教练和队长。

训练设施的不足和物质匮乏，起初让王文教有些不适应。当时北京没有合适的场地，他就带着队员们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礼堂里训练。由于营养不够，王文教的腿部出现了浮肿。

“回来的时候需要粮票，没有粮票买不到东西。后来我妈妈知道我出现了浮肿，就寄了好多吃的给我。”

王文教说，“当时我一回来，有6个月试用期，试用期间只有17块人民币，伙食费还要交9块，只剩下8块钱，后来我的自行车也都卖掉了。但这不算什么，因为我感觉年轻人怎么样都行，因为体育可以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品质。”

1956年11月，福建省成立了我国第一支省级羽毛球队，随后上海、广东、天津、湖南、湖北等相继建队。两年后，随着中国羽毛球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成立羽毛球队。

这些集训队伍均以王文教和陈福寿合写的有关羽毛球训练方法（后结集成书，名为《羽毛球》）为指导刻苦训练。在此期间，全国性比赛也开始密集举行。

王文教等人带回的先进打法和理念，犹如一颗“火种”呈燎原之势，使羽毛球运动得到迅速推广和普及，运动员技战术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

王文教在第一届全运会羽毛球男子单打比赛上。（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 章梅 摄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伤病缠身的王文教逐渐淡出比赛，专心当教练。王文教曾因为“海外背景”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农村“改造”。

直到1972年初，王文教从农村被调回北京，负责组建新的国家队。王文教重新回到钟爱的羽球世界，将国家队总教练的重担义无反顾地扛在肩上。

执教二十余载，王文教培养出一大批羽球人才：杨阳、赵剑华、李永波、田秉毅……可谓桃李满天下。

在其执教期内，中国羽毛球队一共获得56个单打世界冠军和9个团体世界冠军。

在这众多冠军中，让王文教印象最为深刻的是1982年率队参加在英国举行的汤姆斯杯，那也是1981年中国加入国际羽联后首次参加该项赛事。

时任国际羽联支委、尼泊尔代表在中国队获得第十二届汤姆斯杯赛冠军后祝贺时任中国队教练员王文教（左）。（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 刘向阳 摄

“当时的决赛，我们第一天1比3落后印尼，第二天打他们4比1，总比分5比4反败为胜。当时很自豪，感觉到我们能够为祖国争光，很不容易，而且当时是英国女王给我们发奖，就觉得中国人非常了不起。”

两年后，中国女队又首次在尤伯杯中折桂，并由此开启了五连冠的征程。

毫不夸张地说，王文教，就是中国羽毛球走向辉煌的奠基人，而“人民楷模”的称号正是对其几十年来心怀祖国、辛勤付出的最好褒奖。

在得知获得这一称号后，王文教说：“感谢祖国还惦记着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年纪都大了，已经退休了。获得国家的认可我非常激动，前几天回到福建老家，乡亲们都说家里出了只“金凤凰”。”

如今的王文教，虽然离开国家队一线多年，但他的爱国情怀、为国争光的精神，仍激励着中国羽毛球队年轻一代，向着中国体育新的辉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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