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第一次踏入世界杯赛场至今,中国足球还从来没有哪一年像2019年这样,在开年阶段就已经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强赛9月开战,留给新一届国足的磨合时间只有半年。
可以确定的是,阿联酋亚洲杯阵容中多位超过30岁的老将很难再次得到国家队的召唤,国家队到了“吐故纳新”的时期。
老将淡出的同时,“归化球员”为新一届国足提供了人员组合的更多选择。2月23日中国足协超级杯赛,北京中赫国安队球员侯永永替补出场,这是中国足球历史上里程碑式事件。这意味着,中国足球加大马力奔向世界杯赛场,用上了一切可以协调到的资源——归化球员登场已成事实,侯永永不是唯一的一个,在他身后,还有至少3名归化球员将在本赛季以内援身份登陆中超。而在“华裔归化球员”之后,还有“非华裔归化球员”成为内援的可能。
3月1日中超开赛,3月10日第一个休赛期,时间长达3周,新一届国家队将在这个休赛期集结备战。冲击卡塔尔世界杯的起点,就设定在3月21日开赛的“中国杯”上,新国足“指定”的第一个对手,是不算很难对付的泰国队。
备战2022“中国杯”成新国足新起点
“中国杯”是一年一届的国际足联A级赛事。2017年首届“中国杯”前,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说,“中国杯”的诞生,经历了长达两年时间上百次谈判的艰苦历程。这项来之不易的、中国境内授权级别最高的国际赛事目的简单明确:为中国国家队提供与高水平球队比赛的机会,从而提升中国国家队水平,振兴中国足球。
不过命运总是喜欢和中国足球互开玩笑:有着良好举办初衷的“中国杯”赛事,看似可以多方共赢的国际足联A级赛事,前两届举办效果却和预期出现偏差,其中第二届赛事还招来众多球迷对国足糟糕表现的强烈不满。难怪有媒体调侃,“国足对不起中国杯”。
2017年首届“中国杯”安排在1月中旬,主办方请来智利队、克罗地亚队和冰岛队与国足过招。由于各俱乐部不愿放备战新赛季的主力球员参赛,里皮只能带纯正的“国家二队”出战。首战冰岛0∶2失利,次战点球险胜克罗地亚队获得比赛第3名——逆袭克罗地亚队的结果对“国家二队”而言算是意外之喜,比赛“季军”的说法也无可厚非。
2018年第二届“中国杯”的赛事组织和运作与首届相比有了大幅提升。只是这一次全主力出战的国足出工不出力,首战0∶6惨败给威尔士队,次战1∶4不敌捷克队。里皮对此大为光火,甚至懊悔自己选错球员:当时上赛季中超联赛打完3轮比赛,球员精力完全放在联赛当中,而国足已经无缘俄罗斯世界杯的事实,亦让球员失去为国征战的激情。
“国足不能在赛事中受益”,相当于“中国杯”白忙一场。好在今年这项赛事总算可以做到有的放矢——3月11日至3月28日,中超联赛在开赛两轮之后迎来第一个休赛期,在此期间2019“中国杯”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关系着今后3年中国足球的整体走向。目前,泰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和乌拉圭队确认参赛,经多方考量谨慎调整赛程之后,3月18日与泰国队的首战不仅是新国足竖旗之战,还是卡塔尔世界杯备战周期国足的启航之战。
对战泰国队,国足已有心理优势。今年年初阿联酋亚洲杯赛1/8决赛,国足正是在1球落后的不利局势下奋起反击,最终以2∶1逆转泰国队闯进亚洲杯8强,赢得一片赞扬。因此今年的“中国杯”赛事,国足将呈现出与前两届赛事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中国足球也将从这一刻起拧紧发条,向卡塔尔世界杯发起冲击。
“举国之力”催生“国家俱乐部队”
自从“把足球搞上去”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国家体育总局对于足球项目的重视程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8年12月27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在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作工作报告时再次强调,东京奥运会备战、北京冬奥会备战以及2022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是今后几年体育系统面临的三大任务,“着力提高我国足球运动水平,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全面加强足球领域的行业管理”。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在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备战周期内,国家体育总局将集中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为新一届国足创造最好的备战条件。
“里皮执教的12强赛后6场比赛,是多年以来国足竞技状态最好的一段时期”,“最佳方案是熟悉中国足球的外教带球队征战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2019年1月阿联酋亚洲杯国足止步8强,主教练里皮赛后表示已经履行完执教合同,但上述两点亚洲杯总结达成的共识,使得中国足协还想借助里皮的力量来完成国家队在新一个世界杯周期的备战。“卡纳瓦罗执教国家队,里皮顾问”的设想由此而来。
著名的意大利前国脚卡纳瓦罗2014赛季随里皮来到中超,此时距离他宣布退役刚刚过去3年时间。对于“职业教练”而言,卡纳瓦罗尚处于“从零开始”的阶段,广州恒大成为他职业教练生涯的起点。
当球迷纷纷吐槽本赛季广州恒大在转会期几乎弹无虚发签下众多按照常规步骤难以得到的U25国脚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前提,是急于冲进卡塔尔世界杯的中国足球需要一支这样的国家俱乐部队伍,以达到在最短时间内拥有最大程度默契的组队效果。
“国家俱乐部队”的概念,是里皮任期内多次强调的“重要事项”。在国际足坛,国家俱乐部队几乎是强队标配:英格兰国家队主要成员来自曼联、曼城和热刺;西班牙国家队成员多来自巴萨、皇马;德国国家队防线几乎照搬拜仁慕尼黑(诺伊尔、博阿滕、胡梅尔斯、基米希);意大利国家队来自尤文图斯俱乐部的球员也从来不少。在中国足坛,里皮带国足最引以为傲的6场12强赛,均是以恒大班底为主、搭配其余联赛表现优异球员制订战术,而这6场比赛,至少和前4场12强赛相比,国家队“整体作战”的特征相当明显。
对于“时间紧、任务重”的中国足球而言,至少在备战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的周期内,“国家俱乐部队”是必需品,联赛的市场属性和商业属性不得不为之让步——这是“争取世界杯预选赛出线”和“联赛实质为竞赛表演业”之间无法避免的必然矛盾,卡纳瓦罗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步步接近国家队主帅的位置。
为“圆梦世界杯”国足难走寻常路
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提出了中国足球近期、中期和远期三大目标。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不到30年,与欧美足球强国不乏百年历史足球俱乐部相比差距极为明显,社会学家“中国足球还处于断代史阶段”所言不虚,而中国足球社会基础之薄弱,亦远非“群众关心”的热烈氛围所能弥补。正因如此,“长期集训”将成为国奥队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常规手段,当务之急更是面对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而今年9月,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40强赛就将开战,国足也将在9月5日正式打响冲击卡塔尔世界杯的第一枪。
如果卡塔尔世界杯赛暂不“扩军”,国足需要努力争取4.5个名额中的一个。在俄罗斯世界杯周期,国足40强赛险些翻车实属运气欠佳(对中国香港队遭遇误判两战皆平),随后的12强赛在前4场比赛只拿1分的情况下,里皮换下高洪波率队在后6场比
赛拿到11分,与附加赛资格只有1分之差。赛后中国足协总结认为,如果交给里皮一个完整的12强赛,国足至少不会丢掉附加赛资格。
2019年的40强赛,2020年的12强赛,是国足冲击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两层阶梯,“国家俱乐部队”和“长期集训”则是国家体育总局为国足度身定制的保障手段,有了“圆梦世界杯”的任务指标,这一年国足的组建和出发,也变得更加紧迫。本刊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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