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有色”的日子□苗连贵

1978年我结婚，同事送了一部收音机，上海海燕牌的，老婆爱惜备至，每天都要抹拭一遍，不听时用一块红丝巾盖住，遮灰。老婆爱听广播剧，晚饭后，边织毛衣边听，一出《杜十娘》让她感叹唏嘘。收音机是我家唯一能发声的机器。

此后有了收录机。收录机不光能收音、放音乐，还能录音。原先，听说某家的孩子歌唱得好，在电台录了音，觉得既荣耀又神秘，而今我将儿子的哭声、笑声、老婆的叫喊声、与我的吵架声一并录入，事后放出来，一家子笑倒。

接踵而来的是电视机。电视机上市大约在1980年，进口的、国产的都有。但不好买，我好不容易才从商场抢购回一台，日立牌，灰色外壳，14寸，小小的屏幕，比一本娃娃书大不了多少，但已令我们全家欣悦不已。那天老婆特意炒了几个好菜，打了酒，犒劳我。我们住大杂院，是院里第一家电视户。那时已有了电视剧，每天晚上8点开始，老婆忙完家务，早早守在电视机前。当时放巴西的片子《女奴》，看电视剧的感觉远非听广播剧可比，有音有画，真如小电影，老婆看得心满意足。此后电视机大普及，家家户户荧屏闪烁，当《武松》《霍元甲》出现在一个个小小的黑白世界里时，街上几乎断了行人。

黑白的还没有看够，带彩的又铺天盖地而来。彩电，当时20寸就称为“大彩电”，有了它，无异于将电影院搬回家（这恐怕也是日后电影萧条的原因之一）。几年后，20寸的也嫌小了，都升级为29寸的。去年搬到新居后，我们换了一台平板，壁挂式的，屏幕比29寸的大一倍，一打开，整整一面墙都变得色彩缤纷了。借助它，我们看祖国，看世界，激情满怀地看世界杯，看奥运，尤其是北京奥运。

回头再说电话机。电话进家门，过去几乎不敢想象。我与老婆谈恋爱时，有事她只能打公用电话，那时我在工厂上班。电话打进来，要经过厂办，再转车间，才能传给我，其间还得有人跑腿通知。有时传电话的找不到人，老婆的电话就算白打了，见了面，落埋怨不说，她还满怀狐疑地追问你干什么去了？和谁在一起？1985年，家里安了电话，老婆给所有的亲朋报喜讯，此后便盼电话铃响。几天不响，一次响了却在半夜，是她的闺蜜，家里也安了电话，高兴得半夜睡不着，想找人唠嗑。然而只不过数年，手机问世了——你就是借我爱迪生的脑袋，我也想像不出有朝一日能将电话机、电视机像烟盒似地装进上衣口袋里。如今它已成了人们的随身之物，我有，老婆也有（而且已经换了几代），下班回家吃饭都要先打个电话报告一下。现代年轻人更视手机为万能，付款、存钱、看电影更是一机全能。

至于计算机，我就不敢问津了。从小就听说过它，高深莫测，神秘得不得了，得几间房子才能容得下它庞大的身躯，当它被称为电脑时，已经缩身不知多少倍了。当时一些作者纷纷“换笔”，但之于我，它仍然是“高科技”，我想我这辈子只能手写笔抄了。2005年遇某作家，他极力鼓励我学用电脑，我几经犹豫，终于鼓起勇气，将电脑请进家。当我第一次试着输入自己的名字时，显示屏上立刻出现了几个端端正正、笔画清晰的方块字，我兴奋得不能自已，这是我人生头一回不用笔写的字啊！我忙拽出在厨房忙活的老婆，看，我的名字也上了电脑哩！

从收音机到计算机，再到智能手机，这就是我家40年有声有色的历史。

时代变化太快，过去有一句口号，叫作“一天等于20年”，这是夸张，现在看来仍然是夸张，但似乎已有了一点现实的感觉。40年，弹指一挥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有些幸福，你还没来得及细细体味，历史又翻到新的一页。

前日，儿子把一辆崭新的东风雪铁龙开到家门口，在楼下把喇叭摁得震天响。从此我家又多了一部能奔走如飞的机器。这不是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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