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记
北京奥运会时发过一个黑色的媒体包,绣着红色的会徽,朴素又结实,好多年都不带用坏的。今年初采访平昌冬奥会时,发现好几个国外记者依旧背着北京奥运会媒体包,只是肩带有些破损。十几年体育记者干下来,我也算“阅包无数”了,北京奥运会这款绝对经典。
我上海的一个记者朋友也把这款包珍藏了起来。当然,除了媒体包,他还收藏着一些稍稍特别的东西。闭幕式后,他把鸟巢一卫生间外贴着带有北京奥运会徽的铭牌撕下来,贴到自家卫生间门上。十年了,他家用的一直是“奥运级卫生间”。
我自己倒没留下什么,也可能几次搬家时遗落了。除了那个几乎用不坏的媒体包,老物件也就剩下那张北京奥运会媒体证了。十年前,北京奥运会时绝对不比这几天凉快多少,一个月跑下来,挂在脖子上的带子从黄色变成了黄黑色。
北京奥运会时,这样的媒体采访证新京报一共有“两张半”。我是一张E证(文字记者),陈杰拿的是一张EP(摄影记者证)。另外“半张”是田径专项采访证,郑淇戴着它,见证了那个让无数国人心碎的时刻(刘翔伤退)。
我们住在北五环外的媒体村里,尽管同住一个三居室,但大家碰面机会不多。我们不是在赛场,就是在赶往赛场的路上。最多时,我一天跑3个场馆采访,经常就在媒体班车上睡着了,好几次下车时都是被志愿者叫醒。
十年前,正值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那会儿没有微博、没有微信,更没有智能手机,我们用最传统的方式记录着那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北京奥运会期间,新京报推出“狂奥”特刊,每天平均24个版。事后,我做过一个粗略统计,十年前的那个8月,我差不多写了20万字稿件。
说起北京奥运会,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会是开幕式。于我而言,如今还能清晰记住的场景则是闭幕式,那些场景是转播镜头里没有的。
我不记得是怎样从媒体席下到内场的,只记得自己傻傻坐在那里,头顶是逐渐消散的烟花,身边是狂欢的人群。有人拉我一起拍照片,我就咧嘴笑一笑;有人张开双臂,我就给她一个拥抱。那本该是一个狂欢的夜,我却把自己封闭了起来,直到工作人员赶我离开。
离开鸟巢,我坐班车直接回了媒体村,一觉睡到次日午后。那个晚上,报社同事都去吃香辣蟹庆功了,听说很多人喝多了,也有人哭了。
□新京报记者孙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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