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长长的来路在这里读懂中国

《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许宏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5月第1版定价：42.00元 《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许倬云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定价：48.00元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葛兆光 著， 中华书局2011年2月第1版，定价：39.00元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王明珂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定价：35.00元

《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文/何万敏

《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许宏是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作为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他有着浓厚的“二里头情结”，几乎言必称“二里头”——毕竟，他和他的团队在这个具有中国文明史上里程碑意义的遗址工作多年。而他提出的“最早的中国”——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这个概念，也得益于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在他看来，“中国”这个概念比较复杂，“时间上从金文来看最早是西周初年，区域上主要指的是都邑及其周边地区，具体地理位置则是在中原。”他解释，“‘中国’这个词相当于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这是我的用法，因为王朝跟血缘、世袭制相关联，很难从考古学上去论证。既然‘中国’这个概念从文献中来，是一种认同，那么，去中原以外的地区寻找这样一个政治实体，就背离了文献本位的认知框架。”

从许知远的访谈节目《十三邀》里，我看到的许宏，陶醉在“发现之美和思辨之美”的享受中，继续质疑夏朝是否存在。当时，良渚古城遗址还没有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媒体欢呼的声浪如《比夏朝更早，让国外史学家闭嘴，良渚文化最早可追溯到1万年前》，已经甚嚣尘上。或许，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的最大意义，是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跃居世界第一。大多数不熟悉考古的人，并不会纠结良渚古城、陶寺古城和二里头古都这三处大型中心聚落的发展变化，可以大致勾勒出早期中国文明怎样的演进之路。

本书努力的方向是，从考古发现入手，站在考古学家的角度，解读从神话到历史的文明进程，讲述早期中国的故事。封底以一段精彩文字导读：公元前2000年，在以传世文献为本位的夏王朝始年的推定上，是个便于记忆的数字。公元前2000年，在所谓的夏王朝前夕，考古发现中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公元前2000年，在中原地带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为随后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飞跃奠定了基础。公元前2000年——中国文明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

许宏经常坦言自己的思考“是考古学本位的”，但是他的视域相当开阔。“中国从来就没有自外于世界，一定要把最早中国这个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放到全球文明史的框架里面去审视。”

《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眼前的建筑遗址堪称豪华精致，要知道这是数千年前原始人的“大会堂”。这里是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的大地湾遗址，2015年9月，我在最为著名的F901房屋遗址前，为考古专家的讲解着迷。这座总面积420平方米的多间复合式建筑，是一座有三开门、带檐廊的大型建筑，专家把它形象地比喻为“相当于现在的乡政府”。因为据考证，这里应该是部落的会议中心，或是原始宗教祭祀的地方。还有从这里发掘出陶制量器的依据，推测这里也还可能是首领给居民分配粮食的地方。

价值连城的是，大地湾遗址创下了六个中国之最：最早的旱作农作物标本；最早的彩陶；最早的文字雏形；最早的宫殿建筑；最早的“混凝土”地面；最早的绘画。站在被誉为“华夏第一村”的原始聚落群原址，遥想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先民的日常生活，我似乎看到了中华文明火花的最初闪烁。

历史学家许倬云的《说中国》以简驭繁，这本230页容量的书，梳理了中国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至晚清的历史。作者贯穿万年的追溯，缘于两个问题：中国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是谁？为此，耄耋老人“二年刀圭，三载疗治，长夜不寐，随时思索”。

从书中，我看到“中国”二字已知最早的出处，是一尊青铜器的铭文——何尊铭文，其中“宅兹中国”四字引人瞩目。书籍装帧巧妙将它用于精装的褐色布面上，飘逸而富于动感，似乎一下让读者触摸到了那个实在遥远的时代。何尊是周成王五年由贵族“何”制作的青铜器，铭文记载了成王在成周建都，为武王行礼福之祭，对“何”进行了训诰。但这里的“中国”并不代表国家，也不是国家所领有的空间，仅表明位居中部方位的一个区域。

许倬云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二世以后刘汉代秦，先后两个大帝国的体制，奠定了“中国”与“天下”两个观念的内涵。许多中国的主流民族自称为“汉族”，也就是从“汉代”这个名称延伸而来的。他恳切地将“中国”看作是一个复杂体系的共同体。

历史学者葛兆光特意为许倬云的专著撰写了长篇“解说”。他评价这是“一部举重若轻、以简驭繁的大历史著作”，它“不是为了借助历史引出民族主义的盲目情感，而是通过历史认识达成世界主义的理性观念”。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宅兹中国”，语出《何尊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这一国宝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刻有长达122字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王城的重要历史事件：“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达文王，肆文王受兹因（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牧民。”文中的“宅”，是居住的意思。

“中国”这个名词，是每一个中国人所熟知习用的，但是真正问起这个名词的含义，相信很多人却不容易表述清楚。而随着对“中国”这个名词的思考，便会引发出一系列的问题：谁是东方？何谓“中华”？“中国”意识从什么时候凸显？“汉族”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如何从历史与现实中界定“中国”？著名学者葛兆光对这些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寻求如何既恪守中国立场，又超越中国局限，在世界或亚洲的背景中重建有关“中国”的答案。

身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早年执教清华大学就耗时七年，完成了两卷本的《中国思想史》。他在这本同样重要的书中仔细分辨，认识“中国”“亚洲”或者“世界”的历史资料。他提出，中国的自我认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以自我为想象的时代”，即无异质文明形成强大的冲击而自身汉文明强大传统一枝独秀，其标志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对周边的鄙视与傲慢），和以自我为宗主的“朝贡体制”；第二个阶段为“一面镜子的时代”，晚清之后，西方列强成为巨大的不可忽视的“他者”，迫使中国重新认识“西方”，对世界的认识开始由天下转变为“万国”；而从“周边看中国”则可能使中国进入第三个阶段，“在多面镜中认识自我的时代”，从中国周边的日本、朝鲜、越南、印度、蒙古等国重新打量自己，特别包括一些曾经共享一个文化传统的不同国度的比较，才能认清楚彼此细部的差异。

他认为，在文化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它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尤其在汉族中国的中心区域，是相对清晰和稳定的，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的中国，具有文化上的认同，也具有相对清晰的同一性……因此他讨论的是学术意义上的历史，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现实；是从中国的文化认同和历史渊源去追溯“中国”，而不是从“政治”和“策略”探究根源。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一部对中文世界的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著作。”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罗新对此评价，作者从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这个特殊的角度，来探讨华夏民族生长和扩张的历史，从而以十分新鲜并充满魅力的论证，为推进中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例。

王明珂在创建“民族史研究的边缘理论”时，就特别强调，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民族溯源最重要的是在历史材料中梳理“某民族”的资料；他同时提醒，史料中的这些“族名”所对应人群是否就是这一“民族”，以及这些族名所代表人群的时代变化，很容易被忽略。现成的例子是，我经常到大凉山腹地采访，见我会几句简单的彝语，初次相逢的彝人习惯性地会问我，“汉呷”还是“诺苏”，我回答，汉呷。朋友点点头，说自己是“诺苏”。这里的“汉呷”“诺苏”即汉族彝族。好几次酒叙时我似醉非醉，故意谎称自己“诺苏”，尽管迎来睁得更大的猜疑目光，却赢得更多更大碗的豪饮，浓烈的情绪伴随着酒气熏天一直延续至酩酊大醉。

（下转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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