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已到生死关头,抗战已到紧要时候,怕什么流血,说什么牺牲。让我们再会吧!在敌人的后方 游击队里。”一个山东青年以昂扬的斗志战斗在最残酷的平北敌后,在血与火的

“在今天,我坚定了铁的意志——打回老家去。再会吧,在前线上……”高传纪,一个山东青年来到河北抗日前线,战斗在平北敌后,用青春热血将自己的诗歌书写在他挚爱的土地上。在父亲高象九的影响下,高传纪兄弟、堂兄弟六人,纷纷投身革命,他们有的奔赴延安,有的留在家乡开展对敌斗争。(高传纪生前留影)高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周末人物不忘初心

□王建王晓颖

“在今天,我坚定了铁的意志——打回老家去。再会吧,在前线上……”一个山东青年来到河北抗日前线,战斗在平北敌后,用青春热血将自己的诗歌书写在他挚爱的土地上。

北京市延庆区城东北的龙庆峡有“古城九曲”之称,如今层峦叠嶂、风景秀丽。青山埋忠骨,大地留英名。在龙庆峡入口处,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内一件件实物、一座座建筑记录了平北抗战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在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们的英勇事迹。在这些烈士中,一个山东人的名字总会被人提起。

这个山东人名叫高传纪。据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讲解员介绍,高传纪是山东潍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任龙赤联合县四区区委书记。在反“扫荡”斗争中,高传纪不幸被捕,面对日军的严刑拷打,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被日军放出的军犬活活咬死,最后只剩几块残骸遗骨。高传纪牺牲时只有19岁,是纪念馆里记载的年龄最小的烈士。

半个多世纪的寻找

一个雨后初晴的上午,在济南千佛山脚下的一座茶馆里,85岁高龄的高云谈起大哥高传纪,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悲喜交加,说不出什么心情。”高云的泪水中,既包含对大哥壮烈牺牲的痛心,也有历经几十年艰辛寻找终于知道大哥魂归何处的感慨。

高传纪到平北抗日根据地工作后,与家中联系就不顺畅了。1942年7月,他给父亲高象九寄出了最后一封信,之后便杳无音讯。新中国成立后,家人四处寻找高传纪的下落。高云说:“我父亲为了寻找儿子,四处打听,向组织、朋友发出了无数封信件,发动亲戚、熟人问遍了他们的同事战友,在多家报纸刊登了寻人启事。”

家人的这番努力得到了一些线索。有朋友发来了信函,说高传纪牺牲在了内蒙古赤峰。他们立即赶赴赤峰,到当地有关部门查询,走访了当地百姓,结果一无所获。类似的情况经历了无数遍,一次次希望最终变成了一次次失望。

1975年,事情才有了转机。高传纪的战友肖远烈来信,介绍了高传纪牺牲的整个过程,并提供了牺牲地——赤城。高传纪的家人立即赶往赤城,但仍然没有找到烈士的任何踪迹。

2016年,笔者王晓颖在参加中宣部组织的培训班时,到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接受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当讲解员讲到纪念馆里牺牲年龄最小的烈士高传纪时,笔者在感动敬仰的同时,对这位烈士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仔细核对这个年轻人的信息,籍贯、姓氏、年龄、牺牲的悲壮,笔者感觉很像自己的妹夫冯若琳提起过的他在抗战中牺牲的舅舅,但高传纪的画像是纪念馆工作人员根据烈士的英勇事迹和战争年代英雄人物的形象绘制的,和自己看到的照片完全不像,因此不能确定。笔者赶紧用手机拍下了高传纪的信息和图片,发给冯若琳。冯若琳很快确认,这个年轻人正是全家苦苦寻找了半个多世纪的高云的大哥高传纪。

“找了几十年找不着,这下终于知道大哥在哪儿了,我一下子就泪流满面。”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高云仍难掩激动的心情。

高传纪的侄子、侄女们带着老一辈亲人的愿望,带着姑姑们的嘱托,带着烈士遗像,立即赶赴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看望他们日思夜想的亲人。半个多世纪的追寻终于有了结果,终于可以告慰高传纪抱憾离世的父亲及兄弟们。

“坚不到后方逃难,

只有往前去”

高传纪出生在山东潍县的一个追求进步的革命家庭。

谈起自己的家庭,高云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将家里的情况娓娓道来。父亲高象九15岁考取济南正谊中学,之后半工半读,先后在山东大学、北平中国大学学习。高象九求学时就开始阅读进步书籍,担任济南第一乡村师范国文教员后,积极推荐进步书籍给学生们阅读,给学生讲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支持学生的抗日爱国活动。1932年,高象九出任当时位于掖县的山东省立第九中学校长。学校聘请思想进步人士任教,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因此涌现了大批先进青年和进步人士。抗战期间,高象九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往返于重庆和山东之间,协助八路军作统一战线工作。1946年,高象九由梁漱溟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新中国成立后,高象九曾历任山东省民政厅副厅长、省政协副秘书长、民盟山东省委副主委等职务。高云说:“因为毕生追求进步,高象九被称为‘中共挚友’。”

受高象九的影响,他的子侄辈有六人投身革命。对于自己的长子高传纪,高象九尤其看重。“你大哥是个相当有志气的人!”高云回忆说,父亲经常在她面前夸奖大哥高传纪。

高传纪仅存的两张照片中,有一张是他在掖县读书时与父亲的合影。照片中,高传纪身穿童子军军装,英姿飒爽,一旁的高象九伸出右手轻抚其背,慈爱之情溢于言表。

在父亲的指引下,高传纪年纪轻轻就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十几岁参加童子军,积极参加抗日斗争活动。1938年,国民政府将沦陷区的中学内迁至大后方,新成立国立中学。高传纪跟着父亲,前往甘肃秦安的国立第五中学学习。从山东到甘肃,山高路远,不难想象高传纪在路途之上遭受了多少艰难困苦。

不久之后,父子分别,高传纪一个人留在西北。父子两人不时有书信往来,高传纪每当在人生路上感到迷茫、困惑的时候,就会写信向父亲寻求帮助。在国立第五中学,高传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有新杂志时,如《读书月报》二期,请寄来,我们非常需要精神食粮。”“《读书月报》如果出刊的时候,快寄份来,我现在想一下子就看到它。”“《新华日报》听说直接订是六毛,如果真的话,请订一份,看上一个月。”高传纪刻苦学习,广泛阅读进步书籍,但当时西北后方学习资料匮乏,因此高传纪每次写信都会让父亲想方设法多寄一些来。

几个要好同学要回河北打游击战,这让高传纪心中有说不出来的难受,“在他们临走的时候,本来我想到天水送他们,但是,他们不希望我去,并且还说:‘有送人的时间,自己充实自己吧!我们在天水别了,你一个人回来不更要难过吗?’”

高传纪觉得同学说得对,最后写了一首诗为他们壮行。1939年4月7日写给父亲的家书中,高传纪又详细地记录了这首诗:

“在今天,我坚定了铁的意志——打回老家去。

再会吧,在前线上!

民族已到生死关头,抗战已到紧要时候,怕什么流血,说什么牺牲。

朋友,让我们再会吧!

在敌人的后方——游击队里。”

“亲爱的爸爸,我想离开甘中,但我决不想去四川、贵州避难,与其到那里,倒还不如留在甘中,我想到哪个地方学习,或者有机会也同他们一样回家打游击。亲爱的爸爸,请你给我一个明确的路子,但是他们走时,我曾坚决地对他们表示过,坚不到后方逃难,只有往前去。”高传纪在信中向父亲袒露了赤子之心。

徒步走了三千多里,

挺进河北前线

“孩子,你们年轻,前途远大,还是到那边寻找光明吧,中国的希望在那里。”高象九的回信给高传纪指明了道路。1939年5月底,在父亲的鼓舞下,高传纪与几位进步青年决定到延安去。出发前,大家去当铺,卖掉了平时使用的被褥和棉衣,用换来的钱作为路费。

一封封泛黄的信件记录下这群年轻人艰辛的前行足迹。他们到达当时的陕西栒邑职田镇时,由于天气不好,路费也已用完,只好暂时住了下来。在这里,高传纪进入陕北公学,被安排在了五十三队。

从国民政府的国立中学到共产党创办的陕北公学,高传纪感觉像换了天地。“这里很好,青年朋友们活跃极了。此地有成仿吾,陈唯实,何干之等好教员,课程有政治常识、游击战术、军事训练等。早上四点半起床,天黑即睡,睡在窑洞里,相当暖和。”“这里青年活跃极了,信上不好谈,来就会明明白白,我一天跑来跳去真快乐极了,不像在甘中那样死板了。”高传纪给父亲的信中充满了欢快的语调。

就在这个时候,高传纪与同在陕北公学五十三队的肖远烈相识。肖远烈后来在回忆这段时光时说:“他是党员,我也是党员,他的岁数同我大小差不多。他是队上的骨干,我也是,我们一块接触多,他的性情开朗和工作积极,使我们能够说到一块儿。”

1939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与其他几所学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开赴敌后。高传纪在华北联大社会科学部,担任绘画、通讯工作。他从米脂出发,到葭县渡黄河。挺进敌后的道路是异常艰苦的,“就连我这样的身体一天三顿小米还有些吃不住劲,饿得肚子难受得很,总想吃馍馍。但哪里有馍吃呢?馍现在在我们全体同志看来,简直吃一口比下十次馆子还好,虽这样说,但吃小米也是好的,听说前面要过敌人封锁线,饿着肚皮也要走。”在艰苦的行军中,高传纪仍然乐观地开起了玩笑:“想我再吃三年五年小米是不成问题的。”

就这样,“凭着两条腿,背着行李,走了三千多里”,高传纪到达了目的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

敌后斗争险象环生,高传纪以大无畏的乐观精神面对残酷环境。“我们呢?因此就不像以前那样安定,敌人‘扫荡’我们反‘扫荡’,这就有趣了,由内线转入外线,由外线转入内线,我们随着就过起游击生活来了,说不定一天晚上会搬几次家,会听到炮声机枪声一日夜不停,但我们的学习还仍是坚持,说不定到一处大家坐下来就开始讲起书来。”在一封信中,高传纪这样描绘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我们在这里就是这样,孩子们也和我们一样。我们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工作是比较困难的,正在这样的条件下随着也就锻炼了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高传纪迅速成长,“随着各方面的进步,我的学习也和以前不同了。以前我对这个是马马虎虎的,就是和替别人学的一样与己无关,现在不同了,现在差不多平均每天有十个钟头或九个钟头看书的时间,有时夜间兴趣来了还开开夜车,晚十一二点才睡,但是也注意到身体,打打篮球、散步,有时候开一些大的晚会,可真有趣呢,演员多半是老的有经验的艺术工作干部,演得可真好。有一次离我们五十里地的地方有晚会,我也背上行李去看。”高传纪在一封给邻家伙伴的信中这样叙述自己的变化。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说:“在这半年当中,身体强壮了……各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自己很高兴、很快乐!”

敌后斗争是残酷的。残暴的日军不断“扫荡”根据地,手段惨无人道。高传纪经常将这些见闻写进家书:“我们反‘扫荡’走到一个村庄,老乡们告诉我们,这次‘扫荡’有几个小孩子和狗被煮在一个锅里。当敌人被打走后,孩子被煮死了。”但在“百团大战”中,“我们得到了敌人的一个六岁、一个四岁的小孩子,非常可爱,后来我们的同志又冒着危险送给敌人,我们对待他们的儿童是不和他们对待我们的儿童一样的。”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深入“敌后之敌后”

1942年,高传纪和肖远烈感觉一直在学校工作缺乏一线对敌斗争的经验,因此积极要求到地方工作,并且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这一请求得到学校的批准,高传纪、肖远烈被派到了当时斗争最艰苦最残酷的平北地区。

在交通员带领下,高传纪一行过平西根据地,穿过敌占区的各个据点,到达了敌后的平北军分区司令部,高传纪被任命为龙赤联合县第四区区委书记。

平北抗日根据地地跨当时的冀热察三省,处于北平、张家口、承德三角区域。它与平西、冀东根据地互为依托,互相配合,像一把钢刀插在敌人后方腹地,直接威胁着日伪统治中心北平、张家口等重要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

平北在全国抗日根据地中被称为“敌后之敌后”,这里天天有战斗,处处在流血。资料记载,日伪在长约850千米的长城线上,实行“三光”政策,强行设置“人圈”,制造惨绝人寰的千里无人区。平北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最艰难、最残酷的阶段。以平北抗日中心海陀山区为例,1942年全年,敌人共发动大小“扫荡”32次,村干部和抗日积极分子被杀害430余人,被捕1100余人。

战友悲痛回忆,

“尸首也无法找到”

高传纪在四区工作时,肖远烈曾经去过,他记得四区的活动中心在尤庄子附近。在一次反“扫荡”斗争中,高传纪到村里发动群众,他在尤庄子西面的一个山梁上突然与敌人遭遇,不幸被捕。

“敌人威迫他投降,但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英勇气概和献身精神,不屈服于敌人的刺刀。敌人威迫失败,便残暴地驱使狼狗咬他。传纪同志不愧为共产党员,面对凶恶的敌人,仍然坚持民族的气节,终于被敌人残害,为抗日救国洒尽了一腔热血。由于他英勇牺牲在敌人的据点里,使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们连他的尸首都不能见到,甚至也无法找到。”肖远烈在回忆高传纪牺牲的情况时悲痛地说。

新中国成立后,参加革命的高家兄弟们陆续与家里取得联系,唯独高传纪一直没有消息。父亲高象九将高传纪的十六封遗信仔细整理、小心收藏,一封信因为被水浸渍而字迹漫漶,他让人又仔细抄写了一份。每当思念儿子时,高象九便拿出来仔细翻看,每一封信都读了无数遍。1980年,高象九因病去世,晚辈们为了慰藉高象九那颗情有不甘的心,把他一直留存身边的高传纪仅有的那件童子军上衣一同下葬,至此,儿子陪着他一生敬重的父亲,长眠于济南东部的玉顶山上。

高象九去世后,高传纪的遗信由高云珍藏。接受采访时,高云小心翼翼将这些信件铺展在桌子上,望着泛黄的纸张,她陷入到对大哥的无限思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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