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文化是中国史前历史的真实

史前考古学应当以探寻文明起源为目的

2006年《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发表出版至今,已经13年了。大地湾遗址的发掘,是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中国史前考古的重大成果。它有提升中国史前文明历史的深层潜能。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的大地湾遗址保护文告中,确立的大地湾遗址面积约为293万多平方米。截至2010年,已发掘的面积仅有1万多平方米,还不到总面积的1%。可见其潜能之大。

世界著名考古学者,英国剑桥大学的格林·丹尼尔教授所著《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一书,对1820年—1975年间,以西方学者主导的世界史前考古历程,做了系统总结。该书启发我对中国史前考古的思考: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的发掘成果,将会改写中国史前文明的年代和地域。

史前考古学与历史考古学有着较大差异。历史考古学只是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通过考古发掘的实物给予补充和充实。比如陕西临潼的秦兵马俑的发掘,虽然震惊世界,但却只是对秦灭六国建立大秦帝国的历史,给予了栩栩如生的实物补充。

史前考古学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格林·丹尼尔教授在《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一书的第十章《回顾与展望》中这样写道:“对泰勒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中提出的:发掘本身是不够的。考古学家的目的绝不是准确地发掘和出版发掘报告,甚至也不是准确的地层比较以及他误称为‘文化’的器物类型的划分,而是撰写历史。他极力主张在考古学中采用他所谓的综合研究。这正是我们在书中一直提供的做法。即对史前时代一个时期的文化做全面的研究。考古学者的工作是否重要,并不是看发掘的数量、规模和次数,而是看他对撰写或重新撰写人类早期历史的贡献大小。没有历史观念,没有解决历史问题的观念,考古学只能回到单纯收集遗物的水平。”这段文字对中国的考古界是有重要启示的。

丹尼尔在书中还提到:“史前历史的资料可以来自多方面——过去的物质遗存,根据语言而得出的推论,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证据,地名及比较民族学的研究。”这里对史前历史资料的获取,给出了四个方面。其中“根据语言而得出的推论”即口传历史的推论,在史前历史资料中占有一定的权重。中国的史前考古界,长期以来一直是排斥口传历史资料的,他们只认定地下挖出的实物与文献记载。这显然是有局限性的,它制约了中国史前考古向更加深远历史时代的探寻。

大地湾遗址为中国史前历史的探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大地湾遗址有三个独有的特点:一、人类6万年连续生活的地层考古记录,提供了从旧石器文化到新石器文化可靠的年龄框架。二、在距今10000—8000年间形成以黍和粟为主导的旱作农业经济,成为世界农业独立起源地之一。三、口口相传的语言推论和大量古籍记载的伏羲文化,与大地湾文化在时间与空间的双双重合。大地湾成熟的农业生产力,为伏羲文化产生提供了经济基础。

在中国已经发掘的近万个新石器遗址中,大多数遗址都不同时具备这三个特点,只有大地湾是唯一。把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深度结合研究,是开拓中国史前历史研究的路径。

到现在为止,世界史前考古近200年历程,中国史前考古近100年历程。其中有不少新的发掘成果否定先前论断的例证。比如曾经有过的,埃及取代中亚而成为文明的摇篮,美索不达米、伊朗等地又如何暂时取代埃及而成为文明起源地等事例,说明新的考古事实总在改变着原有的考古认识。

中国的史前考古学,是从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现河南仰韶村遗址之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在黄河流域的河南、陕西、山西省境内发现了具有同样特点陶器的遗址。此后安特生在甘肃和青海湖地区也发现了与之相近的文化。1923年安特生在北京发表《中华远古之文化》。1925年阿恩发表专题研究报告《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当时主导中国考古的以安特生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们,估计仰韶文化的年代不会早于公元前2000年。同时还认定,仰韶文化是西(南)亚文化经土耳其斯坦,越过昆仑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传播至东亚的。即所谓中国文化外来说即始于此。

1930年—1931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在山东发掘以黑面陶为主的龙山文化。中国的史前考古,开始由中国学者主导。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到70年代,中国大量新石器遗址的考古成果,否定了外来说,否定了不会早于公元前2000年的论断。确立了中国史前文明源头在河南中西部的中原地域,其形成时间大约是仰韶文化一期的公元前5000年,即距今7000年前。

2006年《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出版。2010年《甘肃省大地湾遗址距今6万年来的考古记录与旱作农业起源》发表(《科学通报》第55卷第10期)等关于大地湾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证明大地湾一期文化早于仰韶文化约1000多年。在公元前6000年,大地湾周边的广大地域,已经有了定居农业,栽植黍和粟,饲养狗、猪和禽类,使用粗陶器皿、素面陶,和祭祀用的彩陶,居住泥筑房屋,且有聚落。甘肃考古学者还研究证实:“从大地湾一期文化开始出现的彩陶,与西亚两河流域的彩陶,是世界上最早的,同时创造的两种彩陶文化,不存在谁影响谁的问题”。

显然,大地湾考古的成果把中国史前文明的源头,从仰韶村向西移到了大地湾,并且提早到公元前6000年,即距今8000年前。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新的发掘成果总在否定着先前的论断

考古学家的目的……是撰写历史,没有历史观念,考古学只能回到收集遗物的水平。”我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疑古学派,曾经否定已经在古籍中有大量记载的伏羲、伏羲时代、伏羲文化的历史存在,认为是神话传说。从上世纪70年代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成果否定了疑古学派。用历史观审视我国的史前考古,撰写中国的史前历史,渐次成了考古学的创新思路。

大地湾遗址及其周边广大地域在8000年前就已经形成的农耕经济,为在这个古成纪地域出现伏羲文化,提供了厚重的经济基础。

中国史前考古所能确立的历史时代,有两个不同的相连时代。一是8000—6000年前的伏羲时代。一是6000—5000年前的炎帝、黄帝、蚩尤时代。其后是尧、舜、禹时代向有历史记载的夏、商、周的过渡。现在有的人把史前考古与历史考古的界定混淆起来,大谈中国的文明断代,硬是要把中国的文明定死在4000年之内的3700年间。无视8000年前已经在大地湾为中心的渭河上中游的古成纪地域诞生的伏羲文化的事实。

皇甫谧所撰《帝王世纪》第一集中,对伏羲有较详细的记载,对伏羲之后的部落联盟的首领也详录其名,并有“凡十五世,皆袭庖牺号”的文字。说明在8000—6000年前间,确实有一个以伏羲为名号的部落联盟时代存在了1000多年。甘肃天水古成纪的“羲皇故里”,河南淮阳古宛丘的“羲皇故都”,河北新乐的“羲皇故地”,以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伏羲遗存地,证明在伏羲时代,伏羲文化的传播是遍及中国的。

伏羲文化的内涵极为丰富。可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造书契以代结绳。用符号、图形、二进制计数,构成示意文字取代实物记事。二是创先天八卦。初建“天人合一”宇宙观,立万物皆由阴阳二元和合而生的易辩之法,教先民顺从自然大道以生存。三是以骊皮为礼,规范婚娶制度,实行部落间交叉血缘婚配,封姓氏以别血统,为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开创先河。婚娶有了家,以家为单元的社会形态促成城市雏形的居住聚落出现。四是创建部落联盟的管理机制,立九部、设六佐以龙纪官。以龙图腾昭示天下,是中华龙文化的始祖。五是观日月星辰运行,初建天文历法,划分四时八节,促进了农耕生产。灼土为埙,制彩陶礼器,制琴瑟,作《辩驾》《扶来》《立基》之乐谱,是用音乐祭祀天地的先驱。

伏羲文化的核心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阴阳和合的辩证观。尊重自然,服从天道,多元共存,包容和合,美美与共,这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根脉都来自伏羲文化。

长期以来,束缚中华文明断代工程的一个瓶颈就是文字出现的年代。丹尼尔教授在其著作中曾写道:“尽管以使用中国语言文字的民族文化作为中国文明的涵义来说,和埃及、苏美尔人的文字文明相比,中国的文明还算是晚的。但是现在人们可以把它推至公元前十四世纪。并且能够在最早的汉字出现前举出一系列中国的史前文化。”这就是西方考古界和国内一些学者,长期以来一直认定中国的史前文明只有3700年的依据。

现在可以从两个方面实证,在汉字出现之前,中国史前文化时代已有文字出现,并使用流传至今。

实证一:2009年8月,两岸四地学者在香港讨论形成《中国古彝文在世界古文字中的价值地位评鉴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建议报告》的评鉴结论是:中国古彝文与中国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般文相并列,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是其中唯一在当今活着的世界古文字。并认定原始古彝文的创制和出现时间大致可推算为7000—10000年以上。2018年8月。在贵州六盘水市召开的“第二届探寻中华文明源头:易经刻画符号与彝汉文化研究高峰论坛”会上,有彝学研究专家对大地湾遗址发现的34个文字符号与古彝文相比较,发现有相同的读音与意涵。还有学者对古彝文化与伏羲文化的同源共祖作了探讨。

实证二:2015年1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明8000年》一书中提出,在语言文字出现前,中国史前历史时期,在符号记事取代结绳(实物)记事的进程中产生了一种“示意文字”。示意文字就是由伏羲先天八卦的64个卦象符号组成。这组符号把人的思维、认知,和对天、地运行的规律,大气变化的节律,和观察到的万事万物的本质,都记录并传递到现在。它完全具备了文字的功能。2018年6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字——二进制计数与六十四卦》一书中,对示意文字的科学性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

以上两项实证说明,中国早在7000—10000年前,就已经有文字出现。中国的史前文字,早于苏美尔文、埃及文。文字不再是制约中华文明的瓶颈。

中国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

中国史前考古的创新,首先从建立中国的史前文明标准做起。谁建立标准,谁就有发言权。《中华文明8000年》一书,最早提出了中国版的史前文明标准。这个标准是在西方史前文明标准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考古实际加以补充、修改而提出,共有五条。一是天文历法引导农耕生产成熟,粮食成人类主要食物。二是示意文字产生,人类从实物记事进入符号记事时代。三是具有社会功能的居住群落出现。四是彩陶礼器和陶质器物在祭祀、生产、生活中广泛使用。五是乐器和乐谱的出现,音乐在祭天、祭祖与生活中开始使用。

这五条标准中,二、三、四条是对西方的文字、城堡、铜器三个标准修改后的沿用。一、五两条是根据中国的考古实际所新增的。总之,这五条标准主要是以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为依据提出的。

运用这五条标准,考量中国史前文明的历史年代,5000年是成立的,8000年也是成立的。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任务之一。甘肃因有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并存,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承担这一任务。

建立中国版的文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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