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史是人类文明的萌芽——访史学家赵建龙

赵建龙部分著作赵建龙红古M25现场测绘

赵建龙

1954年出生于甘肃金昌市双湾镇，研究馆员。1978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原历史系考古专业）。曾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工作，任史前研究室主任。

从事文物考古工作近40年，参加整理编写的《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于2007年获甘肃社科三等奖；主持编写的《兰州红古下海石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于2010年获甘肃地方史志委员会文史类一等奖；主持编写《民乐八卦营汉墓群发掘报告》、撰写《秦安大地湾遗址发掘对历史研究的贡献》于2001年4月被世界华人交流协会评为国际优秀论文，他是大地湾发掘于报告整理编写中唯一自始至终的参与者。2003年参加了国家文物局组织的甘肃省文物数据信息化录入试点工作，2004年2月获甘肃省文物局颁发的“文物数据信息化录入先进个人”奖。2009年6月获国家文物局颁发的“从事文博事业30年荣誉证”。2010年6月获甘肃省文物局颁发的“全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奖。

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人们比较熟悉的都是有记载的历史，且时间越近的历史人们越熟悉，而对于记载甚少，时间距离又异常遥远的史前史了解的人甚微，本期记者采访的就是史前史专家赵建龙。

记者在省考古研究所见到了赵建龙先生，要了解史前史，就先要厘清史前史的概念，他耐心地对记者说，史前史在国内外还没有非常明确的界限，总体来说史前史指没有明确的文献资料记载以前所经历的历史阶段。我国史学界将夏代以前的历史，称为史前史。包括原始社会及尧、舜、禹所处的传说时期。史前史的研究主要依据考古发现的人类遗存的实物资料，以及神话传说等。早期人类的方式为采集和狩猎，随工具制作技术的进步，劳动所获出现剩余，遂逐渐产生原始种植业和家畜饲养业，人类亦从迁徙无常进入定居生活。血亲观念产生后，同一血缘的人们聚居在一起，形成氏族部落，并开始建造房屋，形成聚居的部落，在定居之后，人类逐渐发明了人工取火和制陶技术，四川省有代表性的史前史文化遗址就有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大地湾遗址等。

在交谈中记者得知，赵建龙从事文物考古已近40年。他出生于普通的农民家庭，上大学时被推荐到北京大学考古系。“大学给了我大开眼界的机会，记得那时老师一边上课一边带领我们去参观故宫、长城等历史文化遗址，那时还是年轻学生的我，在兴奋的同时又感到身上责任重大，从那时起就立志要在自己的专业上有所作为，不然就愧对了这些不会说话的文物……”

大学毕业后，赵建龙被分配到甘肃省考古研究所，报道的第一天，就接受了去秦安大地湾原始聚落遗址挖掘的工作，没想到这一去就长达8年之久。对于大地湾遗址，很多甘肃人都不陌生，但记者听了赵建龙一番讲解之后，才对这里有了深入地了解。赵建龙说：“其实按考古学的规矩，大地湾遗址本来应该叫邵店村遗址，因为它位于甘肃省秦安县五营乡的邵店村，只是当时以讹传讹，这种叫错地名的情况在考古上也并不罕见，因为大地湾这个名字已经约定俗称，所以之后就一直沿用至今。

记者问他为何在这里有了如此大面积的原始群落聚居？他回答说，大地湾遗址座落在邵店村东部第二、三级河床台地上，以及东南部长虫梁北坡山腰间，倚山面河，构成一片地势较为开阔的活动地带，当属原始社会时期的理想集中营地。赵建龙回忆说：“当我们过去时发现破坏已经相当严重，就进行了抢救式挖掘，挖掘过程虽然非常艰苦，但是也充满了惊喜和快乐，众所周知的著名国家一级文物人形瓶就出土于此。”

那么，大地湾遗址的发现和出土的文物对甘肃考古界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大地湾文化层堆积较厚，延续时间长，它涵盖了前仰韶文化部分、仰韶文化以及常山下层类型等，这是甘肃首次发现仰韶文化的遗存。这些相继迭摄了三千多年的文化遗存就像一部原始社会的历史史册，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令人震撼不已。大地湾的发现不仅填补了甘肃省史前文化的一项空白；也为泾、渭流域仰韶文化的分期树立了一杆标尺，明确了多年争论不休的半坡、庙底沟、半坡晚期等各期段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大地湾遗址对于建立渭河上游史前文化序列、研究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产生、发展以及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为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深入研究人类文明史，提供了许多十分难得的实物资料。”赵建龙说：“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其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也就是河南和陕西地区，之前有学术界认为马家窑文化是继仰韶文化发展的类型，大地湾遗址的发现证明了马家窑文化只是受了仰韶文化的影响，而他们本身是两种文化类型，而不是继承的关系。”

除了大地湾遗址外，赵建龙在1985年取得国家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田野考古领队资格”后，又相继主持发掘了庆阳南佐、礼县高寺头、敦煌佛爷庙湾、兰州红古下海石、红古下旋子、酒泉丰乐、酒泉孙家石滩、酒泉侯家沟、酒泉野猪沟、酒泉玉门白土梁、张掖民乐八卦营、岷县坪上、岷县卓坪等遗址和墓地，并参加了《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的编写，主持编写了《兰州红古下海石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谈起这么多年对史前史研究的感触，赵建龙感慨地说：“史前史是人类文明的萌芽时期，对于史前史的研究是对人类来源的追根溯源。史前史相对于古代史和近代史，可考察的资料要少得多，所以研究史前史更加难出成绩。我们对大地湾遗址挖掘了8年，单是整理报告就花了十多年，直到现在，后续的工作还在进行之中……”就在采访之后的第二天，赵建龙又要奔赴大地湾遗址，他说：“大地湾在甘肃来说是考古与旅游文化开发结合地比较成功的案例，三十年前这里还是穷乡僻壤，大地湾遗址的发现让这里成为了很多省内外甚至国内外游人的目的地，一方面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一方面又促进了文化交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我希望大地湾遗址有朝一日能像兵马俑对于陕西的带动作用，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带来飞跃式地发展。”

大地湾的发现像一个辐射点，让人们对早期文化引起了重视。他说：“之前很多人对于考古工作有偏见，认为考古是个花费高又不能带

来直接经济效益的专业。的确，考古不是一个可以带来短期回报的专业，但是它却影响深远。这些年我发现老百姓的文物意识越来越强，对考古工作也越来越理解，这都是文物考古工作带来的有利影响。”

面对甘肃史前史研究的前景，赵建龙的态度非常乐观和积极，他说：“甘肃拥有丰富的考古资源，其背后的文化价值不可估量。甘肃自古属于多民族多移民聚居之地，是多民族多文化兼容并蓄，从地理结构看，甘肃又是一条连接各地的走廊，从古至今一直以它宽阔的胸怀迎接着不同文化的交融，所以，四川省出土各种异类文化的文物并不罕见，这是甘肃文化资源的特点和优势。这样来看，值得我们考古工作者去挖掘的宝贵遗产还有很多。”

谈到最后，赵建龙说起了一件人们由来已久的对考古工作的误解。他说：“人们常说‘考古专家总是跟着盗墓贼走\’，我也想借此次机会澄清一下，因为这是多年以来累积的误会。按照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我国文物工作方针的要求，原址保护仍是古遗址、古墓葬的首选保护方式，应尽可能减少对这些文化遗产的人为侵扰。国家严格控制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尤其是对帝王陵寝和重要墓葬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因为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确保文物安全和永续流传，以及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可挖可不挖的，尽可能不挖。所以，希望大众能理解我们的工作，让文物尽可能长久地保留才是对子孙后代最负责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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