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西北书派

●石空

《九虱》曰“书肇与自然”。

象形文字是中国文字的基本组织单元，早期的金文、大篆、其字形特征，大都源自于植物和动物的形状，并逐渐由象形向抽象转变，形成了文字的基本走向，史前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文化中心集中在西北地区。

西周（公元前1134--前771）建都于镐京，径西安长安县一带。至维京时期的1500年间，是中国文字生成发展成熟期，也是中国书法由原生态向自觉时代的转变时期。这一时期，书法、文字以长安为中心，呈现出两翼张开之势，一路由长安向中原沿海张延，另一路由长安向西北河西走廊、西域展开，形成后来的南北书派的雏形。可以说，中国文字和中华文明是在同一时空中发展的。

西周时期，文字由象形向抽象的过渡，以咸阳发现的甲骨文为代表。东周时期，礼崩乐坏；春秋时期，诸侯相争，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中，中国文字和书法也同样进入了极变，整个周王朝的文化以青铜铭文的形式保留下来。这一时期中国书法由篆变为隶的变革，主要有秦、齐、蜀系三大体系。

秦国，从甘肃礼县发迹到统一中国，不仅仅是对中国疆土的统一，也对中国文字和中国书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一时期，诸侯各国政体各异，文字和书法也呈现多种形态。但书法的基本走势是由大篆向隶过渡的曲扭期。一方面，篆体向隶体过渡并代替；另一方面，书写增加了自觉的审美意识，由自然美向装饰美转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短暂的秦王朝时期，书法出现了复古的景象，即秦王朝推广小篆体作为官方的字体。事实上，这一复古时朝，是中国书法的倒退，中国书法发展的脉路由繁到简，秦小篆的强行推广，违背了这一发展的规律。《秦川木牍》和《商鞅》是隶书的早期作品，秦人在获取政权之后改革书法的措施，是值得引起反思的书法问题。两汉奠定了中国书法未来发展的走势，这一时期，隶书和草书的分类，五体书法的形成，中国书法完成了由演变向定型的过程。同时，书法美学——书法作为自觉的艺术，也已形成。

综上所述，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大西北地区。《史记秦始皇本纪》将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令天下“以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秦篆是在《史箍篆》大篆的基础上的变异，同时，秦书八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也相继出现，秦书八体，事实上是秦王朝依照统治者的意图，制造出来的书体，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种昙花一现的现象。汉武帝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集中在中国的西北方向，特别是开发河西四郡，为中国扩土、守边的同时，也为中国文字书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记忆，政治上的开明带来文化上的繁荣和书法的繁荣。中国书法在这一时期，以隶书为主，草书、行书等多种书体，迎来了第一个高潮期。

以上叙述表明，中国书法起源于西北地区。最早的文字事实上是几个符号。郭沫若先生在谈到文字起源时曾说：“大地湾彩陶上那些刻画符号，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距今约有8000年历史，大地湾部分陶器上，发现有彩绘符号十余种，如ⅠⅡ+×┥↑↓等。大地湾陶器上的彩绘符号应该是中国文字符号和数字符号的雏形。这是迄今所知全国最早的。随后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加以继承、发展，已有比较系统的数字Ⅰ（一）、Ⅱ（二）Ⅲ（三）Ⅸ（五）、+（十）甚至出现“十五”或“五十”等。中国正式文字甲骨文、金文的一些写法，也和这些符号非常相似，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由此看来，大地湾人发明的原始文字、数字符号，是中国文字、文明的曙光和摇篮。

神话传说，伏羲造书以结绳记事，而伏羲的故事发生在天水一带。意境的八卦符号也可以理解为中国文字的雏形，不管是伏羲、意境还是大地湾的符号--这些发生在大西北的事件都与中国文字和书法有关，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大西北是中国书法和中国文字的发源地。

汉至魏晋，中国的西北地区出现了一大批书法家，如张芝、索靖、刘德昇、班固、崔瑗、张旭、梁鹄、蔡邕、蔡琰等一大批书法家。他们有的是土生土长的大西北人，有的是在大西北供职的外乡人。东汉魏晋时期，被称为有一个“西北书派”,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贡献。张芝生年不详，约卒于汉献帝初平3年，约公元192年，敦煌人，字伯英，书着章草（今草）。精转奇妙，字体多异，纵横连笔，墨墨相通，“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张芝和张昶两兄弟的书艺被王羲之视为楷模。《急就章》为后世书法的翘楚，在西北地区发现的《天水放马滩秦简》，《武威医简》，《居延汉简》等秦汉简牍，是当时的主流书法，也是现在的重要的书法资源，秦汉简牍构成了西北书法史上最辉煌时期，同时，这一时期是中国书法精华与草根并存，普及与提高兼容，多种书体百家争鸣的时期。

楼兰残纸就是这一时期社会现象和书法现状的留存，也是西北书派的玉墨所在。

楼兰残纸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魏晋书法的同时，也提供了认识西北书派的机会。一个时代的书法，是以那个时代书法的主创人员为代表的创作群体的艺术作品为整体的体现。楼兰残纸不仅仅是地域上的而且在书风上都与西北书派血脉相连，西北书派在中国书法史上创造的辉煌，迄今无人超越，包括楼兰残纸在内的西北书派对中国书法的贡献有：

1、古质今妍的继承问题，西北书派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书法由篆向隶变革的时期，他们一方面继承了秦汉书法古质的一面，又开创了中国书法今妍的一面，在字体上由篆隶向草、行转变，在章法上，由单行向多行的转变，在笔法上，由使转平动向提按的转变；在继承与创新上，做到了完美的结合。

2、规范与变革的关系问题，魏晋时期中国书法正处于不自觉向自觉的书法意识的形成期，一方面要规范书法，另一方面又要创立新的书体，西北书派是探路者，他们探索出的书风奠定了中国书法的基础，事实上，西北书派是在敢于创新、勇于担当的精神之下树立了中国书法的新书风。

3、贵族与平民的关系问题，魏晋时期士族豪门占据统治地位，在书法上他们追求华丽和自由，而平民则是以朴质守拙为主，这两种书风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书法风情，西北书派是这种书风的实践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地域的封闭性对中国书法的影响，社会经济区域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潮流，包括中国书法在内的文化区域类型，也和区域经济一样，因地域的差异骤变而不同。中国书法在历史上就有南北差异，南方书派和西北书派具有明显的地方性，自战国时期，吴国、楚国的书风与秦国有区别，魏晋时期也是一样。

唐以后，就有南画北书之说，总体来讲，西北书派具有遒丽雄强，自然简约的艺术风格，就其创作意识而言，历史上的西北书派善于创新、独立、特性，开创一代新书风，然而在开创新书风的同时，相对而言，又遵陈守旧归于古质，这种看似矛盾的创作心态正是西北书派的精髓所在。我们从楼兰残纸中看到：它既有行、草、楷当时新书体的写法，又有篆、隶等古体的写法。既有标新立异不拘一格的结字章法，又有中规中矩、隶味十足的传统笔意。既有随心所欲、直取书道的一面，又有曲折弯回词不达意的一面，如果从秦汉简牍中看到的是字结构和章法，那么从楼兰残纸则更多看到的是从笔法和墨法的细腻表现以及书者公文、私信中更能流露书者的自我情怀。

黑格尔说：“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越远，它就膨胀的越大。”中国文字和中国书法的发源地在西北，西北书派是中国书法具有独立自由意识的书派，楼兰残纸让我们看到了在中国书法发源地——大西北土地上的本土书法家在继承中国书法传统方面作出的贡献，借用黑格尔的话，中国书法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它是发展的、流动的，自秦汉至今，中国书法犹如黄河之水，奔腾不息，然而中国书法的源头是秦汉和魏晋时期。楼兰残纸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书法源头时期的真迹。中国书法在继承和创新问题上，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譬如，魏晋残纸所表现的在笔法、章法和墨法上的独特之处，在今天已经看不到了。换句话说，魏晋笔法很多已经失传了，在中国书法这个魂灵离开源头变得膨胀的时候，正在试求一些它固有的优良因素，把楼兰残纸放在中国书法和西北书派大背景下加以研究，会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书法发展脉络和未来走势。

据《中国书法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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