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王治祥毕业于原天水地区礼县师范,当时摆在王治祥面前的人生道路有两条:一是留校工作,继续深造;二是回到家乡,到教师奇缺的秦安县郭集中学任教。为了贫穷落后的家乡教育事业,王治祥放弃了留校工作的机会,毅然来到边远偏僻的郭集中学。
王治祥带初三年级两个班的语文和小学四年级的数学,周课时18节。在语文教学中,他把阅读和作文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学生从读文审意到总结提纲和中心,又从中心和提纲串写文章。这种从广泛内容提炼中心、又从中心扩展内容的正、侧金字塔式的教学方法,很快提高了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他把学生的作文和老师的批语作为师生交流学习心得和思想感受的平台。同学们说:我们既学会了作文,也学会了做人。
1982年,王治祥担任了语文教研组长和学校总务主任,后又担任教导主任,成了学校工作中的顶梁柱,正当他充满信心工作时,可怕的疾病悄悄侵入了他的身体。起初出现各关节游走性疼痛,他只吃几片止痛药,忍受着疼痛,跛着腿坚持上课。直到1984年春,王治祥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四肢关节肿胀,不能行走,不能屈指,被迫住进县医院,被确诊为类风湿。刚住院一段时间,他就呆不下去了,求医生快些治好他,医生告诉他:“不可能了,你这病又叫不死的癌症。”听到这话,他几乎昏过去,感到像被判了无期徒刑。他想:既然治不好就不治了,第二天,他不听医生的劝告便出院了。
回到家里,王治祥躺在热炕上,疼痛减轻了,但心里始终惦记着学校、学生。两个班的语文、一个班的数学无人代,学校又有许多事务要处理,开学前一天,他第一次没有听父母的劝阻,咬着牙关、忍着疼痛,冒着初春的严寒,踏着积雪走向学校。二十里山路是那么漫长,走走歇歇,歇歇走走,到学校时他脸胀得像道具大头娃娃,四肢关节红肿得像大红灯笼,看到他的父老乡亲、学生老师,无不暗自落泪。
1985年暑假,在别人的介绍下,他去西安检查治疗,取回了专治类风湿的药,病情逐渐得到缓解。他带着药回到学校,一边吃药一边教学,潜心钻研教学方法。在教地理、历史、生物课时,他不但以生动的讲述称道,为便于学生记忆,他还将所授内容编成顺口溜、打油诗,学生不仅学得懂、记得牢,而且也学会了自编自记,掌握了学习方法。1988年,他所带的语文在全县统考中名列第二;仅1997年他任班主任的一届40多名学生中,考入大学的就有15名。
由于带病拼命工作,王治祥又患上了严重的化脓性胸膜炎,险些要了他的命。1988年“六一”节前,他忙着帮各班准备节目,替学生剪壁报的装饰花边,题报头、画插图、改报文、扎花、做道具,忙前忙后,“六一”那天,胸痛剧烈,他休克了。送到医院时,脓水已填满了整个左胸,致使左肺不能扩张,心脏左移。大病一场,他的体质更差了,生活难以自理。1997年7月,乡教委照顾他到离家较近的周岔小学任教。
王治祥的家离周岔小学不到500米,只因腿痛气短,行走困难,不得不由家人用自行车接送,遇到天阴下雨,就双手拄着拐杖,由妻子搀扶着去学校。有一次,遇上下雨天,他无法到校,妻子就把学生带到家里上课,久而久之,学生把他的家当成了学校。
他虽身患顽疾,却一心扑在教学上,衣兜里经常装着应急药品,讲桌上常常带着开水以便及时服药。后来,他又患上了支气管扩张病,他时时用卫生纸捂着口去教室外吃力地咳嗽,背着学生偷偷地把血吐进准备好的塑料袋里,下课后扔进厕所。即使这样,他也从未缺过一节课,他所带的班,班风正、学风浓,曾多次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表彰奖励。
无情的病魔,加上长年的劳累,使他的体质越来越差,上级领导和同事多次劝他病休,但他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的可爱的孩子们,仍然忍痛坚持教学。2002年3月的一天,他没有到校,学校领导和几个学生来看他,一进门便大吃一惊,只见他的床下放着半盆鲜血,家人吓得不知所措,大家把他送进医院治疗,本应休假的他出院不久,又走进了教室。
在周岔小学工作的9年里,他除了带好文化课外,还发挥自己的特长,积极参与各项课外活动。他编导的《我们的校园》在全乡诗文朗诵会上获二等奖,编演的小品《家教》获“六一”文艺汇演第二名,编写的快板《家乡大变样》已流传梓里乡间,家喻户晓,成了人们赞美家乡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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