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史学家眼中的明朝市井文化

《乾坤一担图》《南都繁会图卷》局部

从《明朝那些事儿》开始，明朝历史文化很火。近期，牛津大学艺术史系讲座教授柯律格出版了《大明：明代中国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一书，呈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文化高峰——明朝。

本书没有讲述帝王更迭，没有介绍明朝的人物和事件，而是为现代读者进入明代历史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切入点：有关文字书写的位置和特色，有关娱乐和年龄的观念等和普通人更近的市井文化。柯律格用了更多收藏在欧美博物馆的史料引证，题材通俗又不失学术严谨地呈现了明朝文化的另一面。

□新时报记者 徐敏

街头充斥着嘈杂的“文字之声”

在明代，文字在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书写的出现频率之高远胜于以往。柯律格称明朝是“一个可能比地球上之前任何地方的任何朝代都更加充盈文字的历史语境”。

这些街头的文字书写主要来自于政府。在城市主要建筑物门前以及寺庙和官府的庭院内，刻满文字的石碑巍然耸立。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大街上都标注着桥梁和街道的名称。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会发现，当他们行走在街道上的时候，无法避开张贴在各处的告示、公示以及榜文。明代人这些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本身却是生命短暂之物。现存的只有一件明代人所习见的“榜”留存至今，它因为被偶然糊在一座佛塔的内壁中而得以幸存。这面榜横长276厘米，纵高94.5厘米，至今字迹一目了然，是一面颁布有关钞法的榜文。

文献记载说明，明朝时期曾大量流行各种榜文。柯律格认为，政府这种大量颁发榜文的手段主要考虑文字的视觉力量。无论写什么内容，榜文一经张贴就彰显出一种国家权力，至于文字的辨识和阅读层面反而退居其次。这在托名明代著名画家仇英所画的《观榜图卷》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它描绘了一个张贴科举考试中中榜者名单的场面，即便有些人不识字，无法阅读榜文上的名字，他们也能明白观榜意味着什么。

柯律格认为，明代涉及政治层面的公共性文字有大量记载，与此相比，涉及商业层面的文字则少而有趣。在一幅画于1608年的明朝画作《李氏夫人遗像》中，画中女性的头巾被精细地描绘出来。头巾刻意系得很美观，以便能看到制造这条头巾的作坊名字——头巾上印着“张云泉记”。巧合的是，这个名字还出现在1603年入葬的一位男子的墓中出土的丝绸上。大约绘制于1600年的《南都繁会图卷》中，南京大街上正举行民间社团的游行活动。从视觉上来看，这幕场景飘满了细长的店铺招幌。有珠宝店、皮货店、酒店、当铺，甚至还有“东西两洋货物俱全”的大店面。

荷兰一处图书馆保存着一张明代传单，这是目前所知唯一一张遗存至今的明代宣传品。这张传单是一处书坊的宣传页，在宣传自己的同时还警告大家不要去购买与之竞争的另一处书坊的质量拙劣的盗版货。“它们曾经在明代街头撒落得到处都是”。柯律格写道，这是多么有趣的明朝街头文化。

清单中的商业繁荣

“茶褐暗花、鸦青胸背、象牙底儿胸背、六花暗花遍金荅子、云肩暗花、和织、和素、红绫生绢、红里绢、绵紬、丝紬、销金缎子、披氈、油单、裁帛……”这是明朝时期在朝鲜流传的汉语学习教科书《老乞大》上的一段文字，教科书的编纂者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大量明朝绸缎的品种。不只是绸缎，其他诸如马匹、碎杂行货的介绍，编纂者也使用了这种列清单的方式。“他假定朝鲜的汉语学习者会想看到不同种类的马匹、各式各样的绸缎以及各种货物。”柯律格写道。

对于明朝“清单文化”的研究，是个非常小众又很少有学者注意到的话题。柯律格注意到了明朝文化实践的这个特别形式，认为清单在明代大行其道，其盛行程度前所未有。他注意到现存的明朝文本中经常充斥着各种清单，尤其是物品清单。柯律格认为，合乎情理的猜想是，这个现象反映出一种“多重性美学”，类似于哲学上讲的“多等于更多”的态度。再比如《老乞大》中描述的碎杂行货：“红缨一百颗、烧珠儿五百串、玛瑙珠儿一百串、琥珀珠儿一百串、玉珠儿一百串、香串珠儿一百串、水精珠儿一百串、珊瑚珠儿一百串……”由清单引申到社会经济领域，柯律格认为人们对清单的热衷正是明代商业繁荣和物品充沛的产物。

不管是社会高层还是底层都有发达的清单文化。书中举例说，在查抄失势的宫廷宠臣家产时，在对所籍没的物品（如古玩、青铜器、绘画、屏风）的登记著录中，充满着一种“愤恨的喜悦之情”。许多人对这份家产做了详细的清单，其中最有名的可能是《天水冰山录》，记录了朝廷是如何在大学士严嵩倒台后溶解其冰山一样的巨大财富的。画家文徵明之子文嘉曾将从严嵩家产中抄出的书画编订成一份目录，传与大众阅读。

明朝俗文化代表小说《金瓶梅》中也经常出现各类清单，比如书中主人公西门庆和他的狐朋狗友之间的礼物交换。如赠予别人的一份宴席包括“猪肉一盘。鹅二只。鸡四翼。鱼二尾。酒一罇。米一盘。胡桃一盘。菜一盘。笋一盘。面筋一盘。枣一盘。豆腐一盘”。而对于赠送礼物的人来说，亲手书写一份礼品清单是赠予行为中不可或缺的，不会假以抄手来完成，这意味着对赠送对象的一种尊重。

不太走街串巷的商人们

在“士农工商”的“四民”分级中，在明朝，商人依然是最低的等级。事实上明朝的富商大贾非常富有，从流传至今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很多商人拥有不计其数的物品和书画。比如15世纪的富商王镇，生前选定了价值不菲的画作和自己合葬。

人们对古代货郎的印象，可以从一幅《乾坤一担图》中看出。这幅图中清晰可见一名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商人被一群孩童包围着。柯律格认为，这个主题并非明代首创，但在明代却颇为盛行。和童蒙识字课本中的“商”一样，画中的商人也是独自一人，随身挑着所有的货物。《金瓶梅》中也有对商人的描写，作者把“经商客旅”列于“三等人怕热”中的第二等：“经年在外，贩的是那红花紫草，蜜蜡香茶。肩负重担，手碾沉车。旅途之中，走的饥又饥，渴又渴，汗涎满面，衣服精湿。得不的寸阴之下，实是难行。”书中写到的商人也是背着货担四处游走。这就是人们眼中从商者的样子。

柯律格对明朝商人的研究却非如此。他从史料中得出，现实中多数明朝商人并不用肩挑货物、游走四方，而只需待在家里安排复杂的货物进行流通，“文人”生活方式中所有的一切，他们应有尽有。仔细看明朝书画中的货郎，他们看起来过着比“经年在外”的人要舒适很多的生活。他们的货郎担装饰得异常华丽，数不尽的物品把他包围在其中，客户们对着这些物品垂涎欲滴。在史书中，16世纪初在位的明武宗是一名昏庸之君，他最为钟情的消遣之一就是装扮成商贩，与太监们在宫中玩“市戏”。在柯律格看来，这也不完全是坏事，“比起他遵循正统的先皇明孝宗，从商业游戏和货物的世界中所获得的欢乐或许使武宗皇帝与他的子民更为心气相通。而这种欢乐正不断地威胁到把商人置于底层的等级社会秩序。”书中写道，这种欢乐甚至可以从表面看来极富儒家风范的精英文人文徵明那里看到。文徵明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自己从不以画为生的名望，但实际上他就曾作文赞美其家乡苏州繁荣的商业景观，尤其是苏州的纺织巨擘，而这些人其实就是他的一部分赞助者。

所以，柯律格认为，即便是精英文人也难免做过交易，也有精通文墨的商人表达过对“四民”等级的排斥。在明朝，精英文化和商人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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