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恢复按劳分配到允许“先富”

□张爱茹

从1975年领导全面整顿开始，邓小平同“四人帮”在社会主义要不要发展生产力，要不要实行按劳分配问题上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四人帮”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和资产阶级法权，这年三四月间，张春桥、姚文元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更是从理论上否认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说按劳分配原则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一极左思想的要害就是不要发展生产力，搞平均主义。

针对“四人帮”的极左思想，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强调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进而明确提出恢复和坚持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6月，他在上海同当时的市委书记马天水谈话时指出：“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8月，他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二十条》）时指出：“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11月，已经定稿的《工业二十条》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平均主义不仅现在不行，将来也是行不通的。”在现阶段，按劳分配是“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必须坚决实行”。但是，这个文件因为他领导的整顿工作被迫中断而未能下发。

粉碎“四人帮”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摆在我们党和国家面前的突出困难是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怎样才能更快地使国家和全国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这些我们过去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没有搞清楚、更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日益凸现。

1977年8月初，邓小平刚刚复出不到一个月，就在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话时重新提出了按劳分配问题。他说：“应该有适当的物质鼓励，少劳少得，多劳多得，说得清楚。现在有人把不是毛主席的东西，强加给毛主席，说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这根本不行。五十元工资加到一百元，加到两百元，也变不了资产阶级。”9月，他指出：“现在，我们要恢复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按劳分配，要有差别，但差别不能太大。”11月，他强调：“按劳分配问题过去解决不了。现在看来还得按劳分配，必要的物质鼓励还是得要。”此后，他多次强调：要恢复过去在物质鼓励方面行之有效的政策，如恢复奖金制度、恢复稿费制度等，要真正搞按劳分配。“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

对待作为独立个体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来说是这样，那么又应该如何对待一个集体呢？邓小平提出所应坚持的原则是一样的，这就是要鼓励哪怕是一个生产大队、一个生产队根据自身条件思考怎样提高产量、怎样开展多种经营。“这样，发展就快了。搞得好的，国家不要挖它的，而且要给予奖励。这样鼓励它提高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提高生产能力。”“这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益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他申明：“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生产力总是需要发展的。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总之，“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恢复按劳分配原则，立刻遇到一个问题：我国地区、城乡、行业之间的客观条件千差万别，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可能齐头并进。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在全国人民走向富裕的进程中，总是有先有后、有快有慢。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本国情。怎么办？这就要求进一步破除过去在分配上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做法，进而明确一种新的认识，提出一种新的政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9月20日，邓小平在天津考察时引用毛泽东的话，第一次明确而响亮地提出了“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重要思想。他说：“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好的管理人员也应该待遇高一点，不合格的要刷下来，鼓励大家想办法。”邓小平在这个时候重新提出并突出强调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是符合当时我国生产力发展实际的。

同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他讲话的重心是在先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富裕起来”，还没有提出“共同富裕”的确切概念，但其含意却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为了引起与会者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个重点明确的思路中，邓小平心中仍然有一点特别清晰，这就是“差别不能太大”“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起来”。

（摘自《党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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