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屹
邓小平告诫“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马天水: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
“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把中国的一切都搞乱了。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人们在思想上以前就不甚清楚,“文化大革命”中就更乱了。虽然毛泽东也曾发觉“革命”把生产搞乱了,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谁敢抓生产?因为谁要去抓生产,就会被冠以“唯生产力论”的帽子,遭到批判,甚至会被打倒。在那些是非颠倒的日子里,“唯生产力论”帽子满天飞,使得人心惶惶,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更趋低下。
邓小平临危受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主持了全面整顿,首先是经济生产领域整顿的工作。他以毛泽东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为契机,力图从理论上冲破“唯生产力论”对人们思想的禁锢。
1975年3月5日,在为解决铁路问题召开的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以《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题,以后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8年11月出版的《邓小平思想年谱》又补充收入了以下这样一段非常重要的讲话:“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在当时那样一种政治环境中,敢于说这样的话,显示出邓小平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1975年5月21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钢铁工业座谈会文件。邓小平在会上又针对“四人帮”大批“唯生产力论”的问题,尖锐地指出:我们反对“唯生产力论”,但是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如果不讲这些,还能谈得上社会主义总路线吗?我们总是要把革命和生产都搞好才行。
1975年6月10日,邓小平在陪外宾到上海参观访问期间,专门找当时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马天水谈话。他本希望这位卖身投靠“四人帮”的“老革命”能认清形势,回心转意。在谈话中,邓小平说: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殊不料,这次谈话随即就被马天水向其主子告发,并成为“四人帮”攻击邓小平的“炮弹”。
围绕“唯生产力论”,邓小平与“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和较量。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1977年10月在会见加拿大林达光教授时,回顾这场争论说:“四人帮”否认生产力的重要,认为只要上层建筑的问题、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了,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谁提发展生产力,就被说成是“唯生产力论”。这是我们同“四人帮”的重大争论之一。如果不是生产力发展到物质极大丰富,怎么能实现按需分配,怎么能进入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没有“唯生产力论”这个词。这个词不科学。
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十年“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带到了民族危亡的深渊。作为一个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战士、一个有治国安邦雄才大略的老共产党员,邓小平在中华民族又遇到灾难的时刻,不能不重新思考和研究许多重大的问题。
邓小平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应该说,在“文革”中第一次被“打倒”时就开始了。据他的女儿回忆,他在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居住的日子里,每日都读书至深夜。那几年,他读了大量的马列书籍,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邓小平思想是敏锐的,理论思维是成熟的。也正是在这里,在他“每日都读至深夜”和晨光中舒动筋骨、长时踱步的反复思索中,新思路已在他的头脑中酝酿产生。
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率先实现突破旧模式、旧框框,领导了全面整顿。
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邓小平不能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他在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各条战线整顿的开始,就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革命魄力,抓住毛泽东提出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的时机,最早也是最坚决地论述了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性,这实际上就是提出把全党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5年3月,当整顿的序幕刚刚拉开时,邓小平就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工业二十条》和《论总纲》的前言,都明确提出,要响应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号召,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显然,邓小平在这里提出并反复强调的四个现代化问题,是从作为全党全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的高度上提出的,是从全党工作的大局提出的,是作为“纲”提出的。也就是说一切都要从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都要服务于这个大局。
正是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工业二十条》指出:要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各工业部门都要把支援农业现代化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只有加快工业的发展,才能有力地支援农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才能有力地增强国防,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才能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的物质基础,更好地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战争”。它强调指出:“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尖锐的政治问题,全党全民都要在努力发展农业的同时,为加快工业发展速度而斗争。”
针对当时盛行的以“革命”压生产,只抓“革命”不抓生产的“左”倾错误,《工业二十条》等文件明确指出:不注意生产,不努力搞好生产,把生产放在可有可无、可重可轻的地位,也是要不得的,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充分巩固的,决不能把在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做“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我们要把“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落实到一切工作中去,做出显著效果。
很清楚,邓小平重视现代化问题,强调以四个现代化为大局,主张大力发展生产力,都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左”倾错误路线的,是力图对“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根本性的纠正。
邓小平不仅以极大的勇气与“左”倾路线作坚决的斗争,重新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了切实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他还运用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手段,提出用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作为当时一切工作的纲领。
1975年7月,邓小平指出:“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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