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西孔子”王权

他是清末陇上著名的学者、诗人、教育家和书法家。他与“陇南文宗”仁其昌，五泉山人刘尔忻共同装点了近代甘肃文学的历史天空，至今在甘肃大地依然闪烁着学问与人品的光芒，流露着道德与文章的芳香。他还是一位受人爱戴的好官，被左宗棠誉为“学问人品当代罕有，吏治尤为陕甘第一”。他不附权贵，爱民如子，用理想支撑自己信仰的大厦。

他，就是被人誉为“关西孔子”的王权。

一

王权，字心如，号笠云，清道光二年(1822年)11月出生在巩昌府伏羌县安山里水沟村，即今天的甘肃省甘谷县磐安镇水沟自然村。王权祖父号槐庵，以蒙童授业闻名乡里，这是一个散逸着浓浓书香的耕读世家，槐庵一门三代4个举人。世代浓厚的读书氛围，家学渊源的文化背景，使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他少时聪慧，七岁时就能毫不费力地对对子，15岁时就以一篇即兴之作《白雉记》而闻名乡里，16岁参加陕甘两省举行的童子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受到了同考官陈世榕的青睐。陈世榕是安徽怀宁人，为当时巨儒，精于汉学，后任甘肃古浪知县，政事之余想为甘肃培养有为青年，便招甘谷王权和武威李铭汉为自己弟子，亲身培养，五年后的道光甲辰（1844年）年，22岁的王权参加陕甘两省“合闱”的乡试，一矢中的，成为王家和水沟村的第二个举人（第一个举人是王权之父王汝揆），名扬关陇。对王权而言，这是一段“一汪春水漾华年”的美好时光，醉里唱歌踏舞，月下赋诗赠答。此时的王权意气风发，神采飞扬，有一颗昂扬的进取之心和一腔豪迈的功业之志。

然而，王权没有想到，此时跟随整个清代社会一起堕落的科举制度早已腐朽不堪，成为确定贵族子弟世袭地位的骗局。踌躇满志，心高气盛的王权，在以后连续三次的会试中，均名落孙山，榜上无名。从此以后，他对科举心灰意冷，再也无意进取，无意仕途，开始了他平淡而单调的教书生涯。在此后20余年的教书育人生涯中，他先后主讲于新兴、文兴、文昌、兴文、天水和陇南等书院，为地方培养了很多有用人才，关陇一带人称“张青天”的张世英即出自他的门下。其论学要义，见于《正兴书院劝学诗五首》：“人事不努力，昆仑成饭颗。后生勿自薄，真美不外贷。植品信有门，去利乃其钥。”这种重视学生素质培养，追求完美人格塑造，修身养性第一，拒绝世俗诱惑的教育思想，这种强调勤勉努力，循序渐进，独立思考的学习方法，至今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二

咸丰十一年（1861）春,文县山区受四川一带太平天国的影响，羌族、白马藏族等占山为王，当时担任文县教谕的王权率学生萧继先临危受命，不带一兵一卒，深入30余寨，历时月半，不费一枪一弹，十余万叛民刀枪委地，重归良籍。1869年冬。王权以军功踏进了红墙金瓦的紫禁城，受到慈禧和同治皇帝母子的接见，并亲点为候补知县，开始了他十六年的宦海生涯，先后任延长、兴平、富平知县，政绩卓著。

公元1871年12月，王权被任命为陕西延长知县，三年后调任陕西兴平知县。经历了宦海风涛，穿越了滚滚红尘，王权彻底认清了官场的腐败，但一生恪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信念的王权，并没有泯灭他托庇功名、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于是他冒着寒风，踏着冰雪来到知县任上。当时正是清军镇压回民暴动之后，是时的延长、兴平诸县，城乡残破，人烟稀少，田园荒芜，缺衣少食，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而劳役赋税仍有增无减。面对这一切，王权没有丝毫的退却！他满怀着一腔爱国忧民的热情，从革除弊政、提倡节俭入手，设粥厂、散棉衣，招人垦荒，分给耕牛籽种，使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光绪七年（1881年）陕西大旱，王权上报到省上的兴平产量比其他各县少了许多，主政者企图讨好清庭，讳言灾情，责令王权改报，而王权据实力争，坚决不肯改报，因而被解印罢官。他去官之日，兴平士民赴省啼泣挽留，主事者只好令其回任，于是他又做了许多革弊除奸、减负利民的好事。

十六年的知县生涯，虽然他在老百姓心目中是一个好官清官，然而他性情耿介，书生意气，一心只想着“齐家平国治天下”的儒家仁政理想，却不懂封建官场的游戏规则，不耻阿谀奉承的为官之道，不知欺上瞒下的做官手段，让他饱尝了颠沛之悲苦，感知政治之不可为，也明白了仁政理想之虚幻，在风雨飘摇的历程中，他像一只受困牢笼的羁鸟，他要摆脱这浮华的乱世，追求另一种超然的生活。1886年，王权在调任富平知县一年多后，便以为先人修墓为由，决意弃官归去，三次请辞后终于得到批准，他离任回乡时，富平士民要为其“撰述政绩，制成锦屏，作郊亭饯别献礼”，王权严厉指责此乃“颂以标榜之文，奉以过量之名”。途经兴平时，兴平父老夹道欢迎者数千人，同声呼喊“几载盼归来”。光绪三十年（1904年）秋，兴平父老感王权政德，为其立生祠于槐树巷。他勤政爱民的事迹在陕西的百姓中口耳相传，历久弥新。

三

辞官回家后的王权，在为其父修建了祠堂后，受“陇南文宗”任其昌之邀赴秦州书院讲学，期间与任合著《秦州直隶州新志》等学术著作。9年后，毅然回家，潜心著书。彻底脱离官场，远离尘寰，做一个纵迹白云的雅客，平日里灌园吟诗、红枫寄情，闲暇时寻风钓月、问山弄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在大像山文昌宫，相约甘谷贤达，冀城文友，创立大像山文社。“每月朔望，人各持钱十五文付社长综理，违约者倍罚。届春秋二祀及浴佛日会期，则备具牲酒供品，前夕聚集阁下，虔奉香烛，清晨畲荐奠献如仪，魁阁之祭亦分往。将事祭毕，饮宴因之，讲论道艺，竟日乃罢。”为纪念这一盛事，满腹经纶的王权先生，写下了华美的《大像山创立文社碑记》。如今这块碑文就镶嵌在文昌宫厦房的南墙上，堪堪百年光阴之后，依旧翰墨芬芳，触摸上去，还留存着历史的余温。

王权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舆地辨同》、《山易名》、《辨同录》、《典昉》、《诂剩》、《童雅》、《炳烛杂志》等。他与任士言合纂的《秦州直隶州新志》十二卷，学者赞其“体例内容，皆精审翔实，峻峭清严，为陇右诸志之冠。”其著述被誉为“皆前人所未有，后人所必需者”，学者们赞其“古文胎息韩柳，诗亦琅琅唐音”，其诗有“杜工部之概”。其《愤诗》被阿英选入《鸦片战争文集》。阿英对王权的评价是：“先生地处边陲，修名初立，比之民族英雄林则徐、思想家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稍逊，但他探求良方，搏浪一击的壮举是难能可贵的。”钱仲联《道咸诗坛点将录》谓王权《愤诗》和《挽林文忠公》，堪称“诗史”。

《愤诗》创作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采用比兴手法，控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在北京所犯的罪行。他痛斥侵略者“喷毒凌北辰”的滔天罪行，鞭笞了清政府“摇尾何其驯”，以致泱泱华夏“竟使鳞介蹲”的昏庸无能。他认为正是清政府的一味退让，才使得侵略者更加疯狂。“仙人心胆异，效媚忘酸辛”则直接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清政府忙于向侵略者献媚的投降主义行为。面对国家如此境遇，诗人幻想着“弃官访壮士”，来挽救国家危难。正是由于他的诗歌充满了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王权才赢得了甘肃近代最伟大诗人的桂冠，堪称“近代陇右诗圣”。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一日（1905年7月13日），王权带着对满清政府的深深失望，带着对人生的深深眷恋，在家乡的老屋与世长辞，享年84岁。王权逝世后，“远近吊者，鲜不叹息失声”。乡间父老曾在甘谷县城西关岸门外道北为其立《文献千秋》碑，天水名流张世英为其作墓志，赞其“著书一室，屹乎关陇名教大防”。

尽管王权所处的时代最终无法让他的理想变成现实，他的局部改良实践也注定无法深入而持久，但凝聚在他众多作品中的思想，以及他荆棘人生所坚守的信念和他忧国忧民、情系桑梓的完美人格，依旧穿越漫长的岁月时空，呈现出逼人心魄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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