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记忆的传播者

实体遗迹和无形的文化记忆都在逐渐消失点击查看原图卢继超站在他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博物馆门前点击查看原图郑希德很鄙视机器生产的渔网点击查看原图卢继超向记者介绍年轻人眼中的“破石头”点击查看原图如今的山西街村，住户大多是老年人。年轻人都已经搬到古村西边的新镇上生活，他们盖起商品房，一如多年前的山西街人，继续从事着商业活动。但是有些记忆，只能融存于老人的记忆中，融存于山西街村的遗迹中，融存于老村南口的那条自东向西奔流的大汶河中。卢继超和郑希德，是山西街村的两位老人。如今，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关于山西街村的乡村记忆。

卢继超的博物馆

1959年，小麦扬花时节，修筑津浦铁路复线的民工在汶河南岸施工时，挖出成片的墓葬——举世闻名的大汶口遗址。

对于山西街村的村民卢继超来说，他的命运，也自此改变。

1960年的夏天的某个傍晚，已过而立之年的卢继超去大汶河滩挖燕子石，与两位正在河滩寻找古陶片的年轻人不期而遇，而这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就是当时山大考古系讲师，后来著名的大汶口文化研究专家刘敦愿。

作为卢继超来说，读过五年私塾，上过初中，在村里做过老师的他，言语之间多少有些不同于其他村民的书卷气，而正是这书卷气，吸引了刘敦愿。他于是拜托这个当地人，为自己搜集一些与大汶口文化有关的石器和陶片。“从那以后，我对于大汶口文化也有了兴趣。”5月13日上午，在卢继超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博物馆里，他这样对记者回忆说。“这个博物馆不是我的，而是我们17个股东的，我只是这些股东中的一个。”现年85岁的卢继超，虽然耳朵有点背，但是谈起大汶口遗址和山西街村，他有着太多想说的话。作为山西街村的村民，卢继超显然继承了山西街独特的经商意识，改革开放之后，卢继超率先在古镇上做起了生意，而如今他的四个儿子，据说都是大汶口镇的纳税大户，都有自己的生意，并且很早就买上了私家车。“有钱了，但是得干点儿事儿，给村里镇上的街坊们干点事儿。”这是卢继超最简单最朴素的想法。

在卢继超看来，办大汶口文化遗址博物馆，收藏大汶口和山西街村的碑刻和老物件儿，就是他要做的“事儿”：“将来干好了，搞旅游，可以带动更多的人致富。就算是不搞旅游，留住这些老物件儿老东西，也是对村里镇上历史的一种保护，将来孩子们可以通过这些东西，了解村子，了解古镇。”

在卢继超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博物馆里，有一块被砸坏后重新拼起的碑刻，据卢继超介绍，这块碑刻恰恰是晚清时期重修山西会馆的一座碑刻，在这座被风化的碑刻上，卢继超勉强找到了自己老爷爷的名字——卢学知。“我也是通过这块碑刻才知道，我老爷爷当年在重修山西会馆的时候，也出过力，这其实就是乡村的记忆，是我们村的记忆。”卢继超表示：“我也希望可以通过搜集这些东西，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大汶口，了解山西街村。”

渔人郑希德

在1960年那个夏天的傍晚，当卢继超与刘敦愿相识的时候，山西街村的郑希德还是一个18岁的孩子，彼时的他想的最多的，就是想办法填饱自己的肚子，用粮食满足自己那正在迅速成长的身体。“那时候，捕鱼是一个很好的填饱肚子的方法。”郑希德家就在山西会馆的东侧，顺着家门口的大路往南二百米，就是大汶口古镇的西南门，以及那座象征着大汶口镇曾经繁华无比的明代古桥。

站在当时的古桥上，往大汶河中看去，大量的鱼儿不断地在水中嬉戏。

“从那以后就特别想学人家撒网捕鱼。”郑希德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这一年，他拜大汶河上的渔人，宁阳县的韩老六为师，开始学习捕鱼技巧。

一如中国其他传统的拜师学艺一样，郑希德也准备了四样礼物：鱼肉烟酒。

而师父韩老六，则教给他捕鱼和织网的技巧。

“捕鱼不是把网撒进河里就完事儿了，里面的道道也有不少。”13日中午，在自己家的客厅里，郑希德一边织着一张渔网，一边对记者说。良久，他会停下来，默默地思考一阵儿，然后不满的摇头道：“现在这些孩子捕鱼，那还叫捕鱼么？”

郑希德的不满，来自于大汶河上那群年轻的渔人们——地笼捕鱼、电枪电鱼、毒药捕鱼，这一切在郑希德这位打了一辈子鱼的老人看来，完全是“大逆不道”的。“不说别的，就他们用的那渔网，那叫渔网？那叫断鱼子孙的破烂儿。”在郑希德看来，如今的大汶河渔民，根本不懂得捕鱼的传统意义：“（以前的捕鱼规矩是）抓大放小，不能涸泽而渔，产卵期不要下网，现在倒好，这些年轻人用的网，网眼儿又小又密，大鱼小鱼一窝抓了，你让这些鱼以后怎么繁殖？”

在郑希德的记忆里，“渔”并不是撒网收网那么简单，制作渔网和选择渔网才是渔人们必须学会的手艺：“三年自然灾害，大汶河里的鱼，救了很多人，后来有了生产队，我就在队里的渔场当老师，教村民们捕鱼，捕了鱼之后卖了，到队上换工分，养家糊口，这就是我的乡村记忆，也是村里的乡村记忆。”

鱼，对于郑希德一家人乃至于整个山西街村，都有着别样的意义。至今郑希德一家人，从他到孙子，没人喜欢吃鱼：“每次打了鱼要做，他们都不吃，最后只好送人。为什么？因为当年实在是吃伤了。”

在郑希德的记忆里，山西街村里有几个捕鱼的好把式，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老伙计们大多驾鹤西去，如今能在村里采用传统的织网捕鱼技巧的人，只有他自己了。

现在，郑希德正在为自己的技艺如何传承而发愁，育有一子一女的他，并未能将自己的手艺完全的传下去：“儿子从小跟我在河里捕鱼，怎么下网收网，不用教就会了，但是织网他不会，也不愿意学。”至于自己的孙子，似乎更喜欢电视和电脑手机里的游戏，对于捕鱼这个充满乐趣的活动并没有兴致。

乡村记忆的传承之难

不管是卢继超还是郑希德，对于山西街村，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记忆。

但是如何传承这些记忆，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这些记忆，让他们望得见乡愁，却是一个难题。“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对于这些老东西，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卢继超表示。

在大汶口文化遗址博物馆创建之初，卢继超通过个人奔走，联合了镇上的十多个有识之士，集资50万元，成立了博物馆。

但是更多的年轻人，对于博物馆的出现表现出的是一种不屑与不解：“一些破石头片子和泥巴罐子有什么看头？”

卢继超无法回答这样的不屑，他所做的只是尽可能的让博物馆生存下去——2003年非典期间，博物馆按规定不接待游人，致使员工工资和费用没法解决。卢继超毅然从自己的养老钱中拿出3000元，给员工发工资，维持运转。“这些事儿你最好别提，多宣传咱们大汶口文化和古村的重要性，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里。”在采访期间，卢继超反复对记者如此表示。

无独有偶的是，在结束对郑希德的采访时，郑希德也做出了类似的表示：“如果有人看了你的报纸，想学织网技巧，就介绍他来，我免费教他们。”

晃了晃手里的渔网，郑希德无奈的摇头道：“世道变了。现在一张渔网，成本100多块钱，最多卖300多块钱，织一张网最快也要20天，年轻人都不愿意学。”而机器生产出的又密又细的渔网，在郑希德看来除了鄙视，还是鄙视：“现在村里会捕鱼，懂得渔猎技巧的老人，基本上都走了，这门手艺能不能传下去，还是个问题。”

关于乡村记忆，除了这些实体的遗址遗迹之外，我们也在努力的保存着无形的文化记忆，而这些对于山西街村，对于乡村记忆来说，是最为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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