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录像再扶人 道德困境如何解？

□最泰安全媒体评论员 程帅

近日，一名安徽籍男子在武汉街头行走时，突发脑出血跌坐在地，5名大学生拍照取证后救人。此举在网络上引发争议。(据《新京报》)

对此，有人认为，借助技术手段的“见义智为”，并没有给爱心打折扣；但也有人认为，在摔倒者可能濒危的情况下,拘泥于自我保护的形式，没准就会错过救人时机。那么，这种做法值不值得提倡呢？背后又有怎样的无奈呢？

正方：“先录像再扶人”是一种见义智为

“先录像后扶人”的顾虑实属正常，因为有太多的惨痛案例令大家心有余悸，因此在做好事时，难免会潜意识地先想到是否属于故意敲诈。其实，道德制度的建立，特别是约定俗成的美德，一旦遭遇冲击，且在引导不当的情况下，十分容易流失。我们常常说，好习惯的养成非一朝一夕，但倘若丢失再想捡起，则难之又难。

一方面，这体现了一种理性自保意识，另一方面，及时扶救行为虽然在自保之后，但也丝毫无损见义勇为的道德标杆和现实价值。而这种行为相较社会上广受质疑的“扶人被讹诈”和“见义勇为身陷诉讼”另类畸形，无疑更是一种理智的见义勇为和充满智慧的道德践行，这也高度契合了目前所提倡的“见义智为”思维和行为原则。

反方：见义勇为要果敢及时以及有效

刹那的几分钟内，幸亏当事人是边拍照边扶人，如果是拍照后反复“斟酌”再救人，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在现实中，如果当事人是一人，拍照就会影响可贵的救助时间，结果是难以预料的，“好心办坏事”的意外恐怕更让人猝不及防。如果现实中当事人伸出援手之时，忽然想到还要拍照留证，当事人没带手机或者拍照中遇到意外，必然会影响救助的时间和效率，也必然导致救助效果大打折扣。

相比见义勇为的果敢及时以及有效而言，任何细节和时间的耽误，都会直接影响到见义勇为的行为效果和道德成效。在现实中，之所以越来越多地出现“先自保后救人”，其背后原因，与现实中屡屡上演的“救人被讹”“扶人被诈”导致见义勇为尴尬的“垃圾剧”有关。面对或者路遇急需救援者，虽然自保值得理解和认同，但是及时出手更为重要。

建议：建立惩戒机制，以法律匡扶正义

“先录像后扶人”，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且有理由获得赞同和认可。“先自保后担当”的背后，是见义勇为的无奈和践行道德时出现的诚信焦虑。跳出两方的观点，只有让见义勇为、公共道德、个体美德建设，有最佳的氛围、最好的土壤、最富营养的社会根基才最重要。

因此，要避免“先录像再扶人”的道德无奈，让类似扶不扶、怎么扶的事件不再发生。首先，要以法律匡扶正义，让惩戒卑劣的诚信规约机制到位，让见义勇为等道德践行者没有后顾之忧。其次，要让见义勇为者置身于健康的舆情和社会评级以及保障氛围之中，这样见义勇为者自然不会再面临“先自保还是先救人”的选择无奈了。再次，应该建立起一种能科学纾解道德无奈和诚信焦虑的机制，如见义勇为保障机制、见义勇为公共举证责任机制、反讹见义勇为追责机制以及道德“潜困境”调解机制等等。惟有这种正能量占据主流和上风，碰瓷和讹诈才不敢也不会借机疯狂滋生。

新华社客户端：近年来，为见义勇为者撑腰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但“碰瓷”现象仍时有发生。社会诚信建设需要继续前行，进一步完善制度，切实保护救人者、惩处讹人者，营造让好人放心做好事的社会环境。

荆楚网：若做好事人人戒备，社会诚信难再续。诚信一直都是社会的共识，这好比借钱一般，“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但是，如果借钱者总是有借无还，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诚信，那么想必在危机时刻，再也不会有人向他伸出援手。

网友马涤明：从长远来说，我们还是应该提升道德水平，用法律法规和规则意识的普及，来重塑人与人之间的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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