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种子在徂徕山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编者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抉择。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一路向前，既改变了中国，也改写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改革开放凝聚起最广大的共识，激发出亿万人的活力，在泰安留下了深刻印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本报推出《行进泰安 精彩故事——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报道，通过一段段故事讲述40年的泰安巨变。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秦承娇 王玉

深秋时节，站在徂徕山巅向北望去，错落层叠的大寨田上栽植的樱桃树、板栗树长势旺盛，柿子树结出累累硕果，将秋日的山峦点缀得格外美丽。历史的时钟回转至上世纪60年代，在“农业学大寨”时期，樱桃园村的大寨田和农田基本建设令全国瞩目。

1978年，改革的青苗在中国农村大地开始萌芽，泰安落实生产责任制状况曾经走在全国前面，泰安搞得最好的便是徂徕，当时的徂徕公社被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列为直接联系点，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曾多次踏上这片热土，使得泰安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状况受到了全国关注。

40年来，以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为主线，泰安市不断深化农村关键领域改革。10月23日，记者来到泰安农业改革的代表地——徂徕镇，探寻农村改革那段峥嵘历史，讲述乡村振兴的大潮下再次逐勇新时代的现代农业。

“钟声不灵政策灵”

在全国率先实行生产责任制

远眺樱桃园村错落有致的大寨田，村支部书记刘长伟介绍，这都是当年“农业学大寨”留下的宝贵资产。过去推行大寨工，按山西大寨大队的记工办法，男女劳力都分一、二、三等，男劳力最多的是十分半工，女劳力最多是八分工。然而，不管干多干少，只要出工便记下。群众没有生产积极性，“上工敲破钟，干活大呼隆，下工打冲锋，出工不出力”。说起当年事，邓家庄村的魏承悦作为当时的生产队长最有发言权。

“1967—1969年是最乱的三年，1个工分的工值从一元多降到几分钱，‘地里干一天，一盒经济烟’，这是当年的徂徕广为流传的民谣。”时任徂徕公社党委书记的戴有奎回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得农村政策落实把农民推到中国政治舞台前面来了。农业生产责任制便是从按劳记分开始的。

慢慢的，徂徕公社逐步摸索出“四小作业”，并率先从西埠前、樱桃园、邓家庄搞起来。戴有奎说，“四小作业”指的是小段计划、小组作业、小段分派任务和小段检查验收，一个生产队分成多个组，将地块分到组，然后联系产量明确责任。无论干活、收割、种地，一切都归组里管。与以往不同的是，队长省劲了，农民种地有一部分自主权了。“这个制度一推开，群众积极性就上来了，用不着打钟吹号，人们自觉早出晚归，农活质量提高，当时粮食亩产平均达到1500斤以上，每个工值达到一元五角钱。”1972年7月24日《人民日报》曾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钟声不灵政策灵》，反映了泰安县徂徕公社实行“四小管理”制度，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和经验，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四小作业’以后，多劳多得，工分是实的了，人人都有劲头干活，人人也都有细粮吃了。”魏承悦从这一年终于结束了借粮度日的生活。

比起“四小作业”，后来实行的“五定一奖”则又前进了一大步。徂徕公社将“五定一奖”内容调整为定劳力、定地块、定成本、定产量、定工分报酬。“从‘五定一奖’阶段开始，产量超额完成可以奖励到个人，就有钱花了，日子更是一天比一天过得有滋有味。”戴有奎回忆，这个政策让徂徕很多村都有了大丰收，1978年的许家庄实现每年国家拨付9万斤统销粮到每年向国家出售百万斤小麦的“逆袭”，村民主食从地瓜面煎饼变为大白馒头。

1978年3月，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泰安县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报道，这是农业生产责任制在泰安最初的萌芽。其中，李文莲挑担积肥的照片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众日报》广为刊登。画面上，徂徕公社樱桃园大队姑娘李文莲挑着担子，梳着那个年代流行的麻花辫子，一脸灿烂的笑容淳朴自然。新华社发出这幅图片的说明是这样写的：“过去，男劳力拿根草棍也记十分工，妇女搬座泰山只记七分半。1977年春天，山东省泰安县农村实现男女同工同酬，按劳记分，调动了妇女的积极性。徂徕公社樱桃园大队的姑娘李文莲在同工同酬后，常常一天挣到十二分。”

1982年，是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根本转折点，徂徕公社经过近20年的苦苦探索，从评工计分、“四小作业”、“五定一奖”，最后归于“包干到户”。“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一首《大包干歌》，唱出了农民对“包干到户”的拥护。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多种经营埋下了徂徕林果业的种子

1975年，毛泽东提出多种经营十二字方针“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其中粮是头一位，首先要抓好粮食生产。然而在落实过程中，逐步出现重农业轻副业的问题。1977年，计划外发展农副产品的行为仍然是不允许的，樱桃园村人没有发展林果业的自由。提起这段，樱桃园村支部副书记张金典回忆，当时的政策方向就是田地里只种粮食，不允许发展副业。粮食生产由集体种，不允许户上种瓜、种菜、种花生。“当时村里有村民在自留地里种上了甜瓜，被邻居举报了，很快甜瓜秧子被连根拔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78年12月召开，给徂徕山农民带来了福音。全会上公布的《农业六十条》文件，允许农民搞副业，发展多种经营，提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与“五定一奖”政策同步，经济作物的绿色悄悄爬上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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